涉黑案件辩护（七）：举报等权利行使与软暴力的界限及司法认定

2026-11-12

“软暴力”是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高频使用的规范概念，更成为今年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要打击对象。2019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9〕15号，以下简称《“软暴力”意见》）将“恶意举报”与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病、揭发隐私、诬告陷害并列，纳入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段范畴。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则将“恶意索赔”作为软暴力的打击重点。由此引发一个重要话题：“举报”这一本属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与“软暴力”这一贬义强烈的规范概念之间，产生了一个极具张力的边界问题：举报、索赔在何种条件下会被认定为“软暴力”？

这一问题并非纯粹的学理之辨，而具有重大实践意义。一方面，举报、控告、检举是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利，是反腐败、反违法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以举报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恶意举报或者恶意索赔，确实可能异化为滋扰、要挟他人的违法犯罪手段。若边界把握失当，既可能放纵以举报为掩护的违法犯罪，也可能将正当的权利行使“拔高”为“软暴力”乃至黑恶犯罪，寒了举报人的心，动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任。本文拟梳理这一边界，并尝试给出一个可操作的判断框架。

一、“软暴力”的规范构造与“举报”的法律定位

（一）“软暴力”的规范界定

《“软暴力”意见》第一条对“软暴力”的界定是：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可见，“软暴力”的规范构造要件有三个方面：

一是主观目的要件——“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这意味着行为人的内心指向必须是追求一种法律所不保护的获益，或建立一种法外的威慑与影响力。若行为人主观上是在主张一项合法的、有依据的利益，则原则上不应落入“软暴力”的语义射程。

二是行为方式要件——“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这是对“软暴力”外延的开放式列举，核心特征是行为的非暴力性、软性（不以直接的人身侵害为手段），而以持续性骚扰、纠缠、施压为表现形式。

三是程度要件——“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这是“软暴力”区别于一般民事侵权、行政违法、轻微滋扰的关键门槛。全国扫黑办在《“软暴力”意见》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两个“足以”是认定“软暴力”的必要条件，达不到这一程度的“软性恶害”不构成“软暴力”违法犯罪手段。

《“软暴力”意见》第四条进一步明确，“软暴力”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以及《指导意见》第十四条“恶势力”概念中的“其他手段”；第五条规定，采用“软暴力”手段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威胁”、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符合其他构成要件的，分别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2022年5月1日施行的《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亦规定：“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由此，“软暴力”正式获得了法律层面的规范地位。

（二）“举报”进入规范视野的方式：是“恶意举报”，而非“举报”

厘清本问题的第一要义，在于准确把握规范用语。《“软暴力”意见》第二条第一项列举的是“恶意举报”，而非不加限定的“举报”。这一“恶意”的限定词具有实质的规范意义：

1.从文义解释看，“恶意举报”的核心在于“恶意”，即举报人明知其举报内容缺乏事实依据，仍以损害他人、施加压力、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而为之。这与“举报”这一中性甚至正面的权利行使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2.从体系解释看，《“软暴力”意见》第二条将“恶意举报”与“诬告陷害”并列，而“诬告陷害”本身已是《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明定的罪名，要求“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将“恶意举报”与“诬告陷害”并列，表明司法解释所打击的，始终是“捏造事实、意图陷害、借举报泄私愤或谋私利”的那一类行为，而非合法、真实、善意的举报。

3.从法律定位看，宪法第四十一条在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的同时，也划定了权利的边界——“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恰恰印证了一个基本法理：举报权与“不得诬告陷害”义务是一体两面的。举报本身是权利，捏造事实的诬告陷害是权利的滥用，二者泾渭分明。

（三）举报权的宪法基础与刑法边界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是举报权的最高规范依据。

在刑法层面，与举报相关的罪名边界呈现出一个由轻到重的梯度：

一是诬告陷害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构成该罪。这一“出罪”条款明确划出了“诬告”与“错告、失实举报之间的界限，体现了刑法对举报权的容忍与保护。

二是以举报为要挟手段的财产类、秩序类犯罪，当“恶意举报”不是孤立地为诬告而诬告，而是作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的胁迫手段使用时，其行为性质就从“妨害司法机关正常活动”转变为“对特定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经营自主权的侵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恶意举报”才进入了“软暴力”的规范射程：它在此扮演的是“威胁”“恐吓”的手段角色，而非目的本身。

二、恶意举报可能触发“软暴力”评价的具体罪名

当举报被异化为对他人施压、勒索的工具时，其可能经由“软暴力”的通道，落入下列罪名的评价范围。逐一考察其构成要件，有助于把握“恶意举报”入罪的边界。

（一）敲诈勒索罪：以举报相要挟索取财物

这是司法实践中“恶意举报”最常定性的罪名。《“软暴力”意见》第八条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软暴力”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以“若不满足我的要求，就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向媒体曝光）你的某某问题”相要挟，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基于恐惧而交付财物。这里的“举报”充当的是“威胁、要挟”的手段。但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索取财物无合法依据。例如职业打假人以举报相要挟索要“封口费”、“和解金”，或以举报环保、税务、消防等“问题”相要挟索取“顾问费”、“带车费”等。

二是举报的内容或方式具有违法性：捏造事实，或虽有瑕疵性事实但以远超正当维权限度的方式勒索。若举报内容属实，行为人只是为了实现一项有法律依据的合法债权而“以举报施压”，则其主观上缺乏非法占有目的，不宜认定为敲诈勒索。

（二）寻衅滋事罪：以“恐吓”为手段扰乱秩序

《“软暴力”意见》第五条将“软暴力”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形成心理强制，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当行为人出于逞强耍横、无事生非或借故生非的动机，以恶意举报、重复举报、串联施压等方式恐吓、滋扰他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此时，“举报”只是“恐吓”的一种手段。

（三）强迫交易罪：以举报为“威胁”强买强卖

《“软暴力”意见》第五条亦将“软暴力”对应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威胁”。当行为人以举报相威胁，强迫他人与其交易、接受服务或退出竞争（如以举报非法采砂、违规经营相要挟，强迫砂场经营者接受其指定的运输、提成安排），则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

（四）作为黑恶势力“行为特征”的认定

《“软暴力”意见》第四条将“软暴力”纳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和恶势力的“其他手段”。这意味着，“恶意举报”若被用以认定某组织构成黑恶势力，必须首先满足“软暴力”的全部要件，并进而满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经济、行为、非法控制四大特征或恶势力的认定标准。换言之，“恶意举报”本身不等于黑恶犯罪，其作为“软暴力”手段，只是认定黑恶势力的一个行为要素，而非充分条件。

三、举报等权利的正当行使与“恶意举报”的政策性限定

与其他软暴力手段不同，“恶意举报”型软暴力的司法认定，涉及公民权利正当行使的边界，必须特别慎重。举报等权利行使与“软暴力”的边界，本质上是权利行使与权利滥用、正当维权与违法犯罪之间的界限。首先要从宏观上把控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把握平衡。对于确属恶意举报、敲诈勒索的，应当依法惩治，以维护营商环境与司法权威；对于内容失实但非捏造的“错告”、“失实举报”以及“事出有因”的正当维权，则应当坚决保护、防止拔高。这既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也是“严格依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扫黑除恶常态化背景下的应有之义。

（二）牢筑“不拔高”的政策底线。《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明确要求“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常态化扫黑除恶中反复强调“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2025年12月最高检发布的常态化扫黑除恶典型案例中，闪某招等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案即因“没有明确的首要分子、结构松散、临时起意”而未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多起案例中，被临时纠集、无持续参与意愿、对团伙无人身或经济依附性的人员，未被认定为恶势力成员。这一“不漏不凑”的立场，同样应当适用于以举报为手段的行为：不能仅因举报频繁、方式激烈，就轻易扣上“软暴力”、“恶势力”的帽子。

（三）重视“事出有因”的排除规则。《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明确，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这一规则对于举报类案件具有直接的限缩意义——凡举报背后存在真实的权利基础、系“事出有因”的维权，即便手段失当，也应优先在民事、行政层面解决，而非轻易升格为‘软暴力“乃至黑恶犯罪。

（四）举报权、索赔权等保护的规范宣示。宪法第四十一条及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错告、检举失实不构成犯罪”的但书规定，都表明国家对于内容失实但非故意捏造的举报持宽容态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联合发布的“规范职业索赔维护市场秩序典型案例”（2026年1月29日）以及多个规范性文件中也始终强调，要区分“正常维权、职业打假与恶意打假”，区分“善意举报与恶意举报”，防止因打击恶意举报而误伤正当举报。

四、举报等权利的正当行使与“恶意举报”的实质性判断

“软暴力”概念自产生起，刑法学界对其边界与功能即存在深刻分歧。大家一致认为，要警惕以“软暴力”的形式判断取代构成要件的实质判断。正如陈兴良、张明楷等学者所警示的，“软暴力”概念若被泛化使用，将架空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使“威胁”、“恐吓”等要素的证明责任被模糊化。司法认定必须回归到具体罪名（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诬告陷害等）的构成要件本身，就“恶意举报”如何具体地满足了该罪名的主观与客观要素进行充分说理，而非以一个笼统的“软暴力”标签代替论证。我们发现，很多涉黑涉恶的案件判决书都是直接引用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很少对具体罪名进行论证。

为了防止“恶意举报”、“恶意索赔”被不当扩大，综合法律规范与法学理论，判断举报、索赔行为是否构成“软暴力”，可从以下四个要件层层递进地审查：

第一，行为事实要件——审查举报内容是否“捏造或歪曲事实”。举报内容的真实性是区分“举报”与“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的关键。真实的举报，即便频繁，亦属权利行使；捏造、歪曲事实的举报，才具备向“恶意举报”转化的基础。即便举报内容有夸大成份，只要部分内容属实，就不能认定为“捏造或歪曲事实”。

第二，程度要件——审查是否达到两个“足以”。行为必须“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软暴力”意见》第三条列举了可以认定达到两个“足以”的六种情形（黑恶势力实施的、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的、曾因相关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后又实施的、携带凶器实施的、有组织地实施的等），但其核心仍在于：举报是否真的让一个正常理性人产生难以承受的心理强制，而非仅凭举报人的主观臆断或被害人的敏感反应。目前存在的问题，恰恰是有司法机关仅凭举报人的说法认定案件事实，不做取舍。

第三，主观目的要件——审查是否“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这是区分“维权式举报”与“敲诈式举报”的分水岭。举报人主张的利益是否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是核心判断。有学者明确主张，软暴力行为只有当其犯罪主体或主观指向具有不法性时方可认定；对于主张合法债权的维权行为，即便手段激烈，也应当与“软暴力”严格区分。

第四，主体要件——审查是否以有组织性、“硬暴力”为依托。理论界普遍认为，“软暴力”之所以具有与“硬暴力”等价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其背后通常有组织势力、“硬暴力”的现实可能性作后盾。普通公民之间因民间纠纷（婚恋、家庭、邻里、劳动、债务）而发生的举报施压，若没有组织性、没有暴力后盾、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依《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四要件应作累进判断、同时具备，任何一环的缺失，都足以否定“软暴力”的成立。

五、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773号]指导案例的启示

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国居住在被害人陈某同经营的水泥公司附近。2020年5月26日，陈某国向荆州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洪湖市信访局反映水泥公司存在噪声扰民问题。荆州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派员到水泥公司检查，要求其整改。5月27日，陈某国借此向陈某同提出“借款”5万元，否则继续告状。在荆州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再次派员到水泥公司检查并要求整改的情况下，陈某同为息事宁人，通过中间人陈某山多次与陈某国沟通，希望陈某国少要点钱。6月7日，陈某同通过陈某山交给陈某国现金4万元。后陈某同、陈某国与村干部到荆州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签署息访罢访承诺书。

诉讼过程：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举报权利，通过不“借款”就举报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陈某国提出上诉，上级检察院抗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陈某国向二审法院申诉，维持原判；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该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陈某国系基于维护正当权利而实施索取财物的行为，取得的财物价值未明显超出其应当获得的权益对价或补偿数额，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陈某国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这个指导案例，对于司法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个维权的行为，经过一审、二审、申诉，才予以纠正，凸显了司法机关对于该类维权案件与犯罪的界限把握不清：“陈某国向陈某同提出的所谓“借款”，实质是依法就案发时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向侵权人索要的赔偿款。一审、二审法院以陈某国有请求相关部门调解、提起民事诉讼等其他救济途径为由，否定其具有向陈某同索赔的权利，进而认定陈某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错误理解。”

应当肯定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二审法院的错误及时纠偏，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这对于给全国司法机关都有很好的警示和指导意义。尤其在专项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更显得弥足宝贵。

举报与软暴力的边界划分，既需要规范的精细适用，也需要司法者“将目光不断往返于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审慎与克制。唯有如此，才能在严惩“恶意举报”型犯罪的同时，守护好公民举报这一监督权利的应有空间，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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