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恒探索

2025年度中国金融行业发展和商事争议年度观察白皮书——财富管理篇

2026-05-06


第一部分 观察总结


2025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领域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合规”的深度转型,核心逻辑从单纯追求资产增值转向财富安全保障、商事风险隔离与家族长期发展的多元目标。这一转变背后,是179.33万亿元资管市场规模的支撑,以及富裕、高净值与超高净值客群财富占比升至49%的结构变化[1],叠加一代企业家集中步入传承期、宏观经济波动与监管政策精细化的多重驱动。这一转型也与瑞银(UBS)所揭示的“同时,伴随家族国际化程度提升与大规模财富转移进程加速,财富管理的重心正从单纯的财富保值,转向下一代独立成长能力的培养和家族价值观的传承”这一观点高度一致[2]


财富管理工具的创新与合规边界的厘清成为年度核心看点。家族信托作为核心工具实现跨越式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推进股权、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使其应用场景从现金资产延伸至企业股权、不动产、艺术品等复杂资产,通过“资产结界”实现所有权、控制权与受益权的分离。但中国恒大集团家族信托因委托人保留过度控制权遭法院“穿透式调查”、路某涉嫌非法行医违法所得信托被强制执行等案例,明确了信托风险隔离的合法边界,警示“隔离刑事处罚”式架构可能无效。从细分领域来看,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保险资管、信托资产是主要构成部分:银行理财32.13万亿元,占比17.92%;公募基金36.74万亿元,占比20.49%;保险资金运用余额36.23万亿元,占比20.20%,信托资产32.43万亿元,占比18.08%(数据截至二季度末);私募基金20.74万亿元,私募资产管理业务12.58万亿元(数据截至8月末);[3]全球首只人民币代币化基金落地[4],家族办公室管理规模预计达13.6万亿元[5],工具创新更趋多元。此外,小额金融遗产继承程序简化,构建起普惠性传承制度框架,有效降低中小投资者继承成本。


财富风险的复杂性与争议解决的专业性需求显著提升。年度内,宁波杉杉控股因缺乏清晰传承预案,创始人离世后引发股权争夺与破产重整,凸显家族企业传承与治理脱节的商事风险;宗庆后系列继承纠纷暴露遗嘱真实性、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等复杂问题;上海独身女子无人继承遗产案,直指特殊家庭结构人群传承规划缺失的漏洞。这些案例背后,婚姻变动、代际传承、债务牵连、跨境管辖权冲突等风险交织,司法实践对婚前财产约定、家族协议效力、信托财产独立性、股权代持合法性的审查日趋精细化,凸显财富规划需前置覆盖家庭与商事双重场景,系统性应对潜在争议。


政策规范体系的完善为行业发展筑牢根基。随着资管行业总规模达179.33万亿元,政策体系围绕“规范+发展”双向发力:《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建立跨银行、保险、信托等业态的统一监管框架,倒逼机构落实“了解产品、了解客户”义务;《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与《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信托本源定位,设定差异化投资者门槛,彻底打破刚性兑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不良资产处置与风险管控,助力防范区域金融风险。股权、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持续深化,破解复杂资产传承实操难题;截至2026年1月21日,“慈善中国”官网显示,我国慈善信托规模突破106亿元,备案数量达2794件,在共同富裕政策导向下,税收优惠与规范化运作政策的明确,使其成为高净值人群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家族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推动行业专业化发展。


2025年私人财富管理的核心特征是“合规筑基、工具协同、规划前置”,市场从单一资产增值转向全链条风险防控与可持续传承,监管与司法实践共同厘清工具边界,各类争议案例则进一步推动行业形成“系统规划优于事后补救”的共识。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法律结构设计,前瞻性地应对家族内部关系、企业治理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律师、信托机构、税务师等专业顾问的角色,正从单一事务处理者,转变为家族长期愿景的共建者与风险防火墙的构筑者。


第二部分 年度监管与政策动态摘要


(一)深化信托监管升级,引领行业规范发展


2025年9月11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5年第8号),是信托领域一次全面系统的监管深化。该办法集中体现“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等核心理念,通过理念落地与实践规范,引导信托行业迈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二)推进不动产信托登记,释放资产配置价值


2025年,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前后发布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从2024年北京试点政策出台至今,不动产信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基础制度搭建到多样化实践探索的跨越,通过登记制度实现不动产所有权、控制权与受益权分离,构建法律层面的“资产结界”。这一突破不仅助力闲置资产盘活、提升利用效率,还能服务不动产专业运营、风险隔离及民生需求,但目前仍面临法律配套缺失、税收政策模糊、风险管控等适应性挑战。


(三)开展股权信托登记,优化财富管理工具


2025年4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5〕40号)。此次试点为信托行业带来利好,有效简化股权信托架构,降低信托设置成本,推动股权装入家族信托等财富管理业务。目前的制度安排仅限于财产登记环节,预登记、动态管理流程操作比较复杂,后续在流转、上市、税收制度方面的安排还有待明晰。


(四)优化小额遗产继承,构建普惠便民机制


2024年4月1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金规〔2024〕6号);2025年7月21日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简化办理已故投资者小额遗产继承程序的通知》(证监办发〔2025〕89号)。两份文件共同构建了我国小额金融遗产继承的普惠性制度框架,通过统一化、便民化改革降低继承人时间与经济成本,在保障遗产安全与提升继承效率间实现平衡,推动财富传承服务规范化、普惠化发展,是金融监管便民化的重要实践。


(五)推动公募基金提质,贴合居民理财需求


2025年5月7日,中国证监会印发《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证监发〔2025〕21号)。从财富管理角度看,方案核心是通过浮动费率、强制跟投等机制绑定基金公司与投资者利益,以长周期考核引导基金经理摒弃短期炒作,契合家庭财富长期增值需求。同时,方案降低理财门槛、丰富适配不同风险偏好的产品,支持投资者通过主题基金分享新质生产力领域红利,加之规范的信息披露,助力投资者理性决策,让公募基金成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可靠选择。


(六)建立适当性框架,规范金融销售行为


2025年7月11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金融监管总局令2025年第7号)。标志着覆盖银行、保险、信托、理财公司等更广泛金融业态的统一适当性管理框架正式建立。倒逼机构落实“了解产品、了解客户”要求,规范销售行为,减少纠纷;同时统一跨行业监管标准,填补监管空白,防范系统性风险,增强市场信心,推动金融行业回归服务本源,实现高质量发展。


(七)规范地方资管运营,防范区域金融风险


2025年7月1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金规〔2025〕16号),旨在规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经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区域金融风险的能力。核心内容包括三方面:规范经营行为,明确业务边界、规范不良资产处置,划定禁止承诺保本等经营红线;强化风险管理,明确单一客户、集团客户投融资及关联交易等比例限制,设定流动性与外部融资监管要求;明确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主责、金融监管总局协同的监管分工,形成监管合力。


第三部分 年度典型争议案例与司法实践摘要


(一)宗庆后系列继承纠纷案:亲子关系与信托财产归属的双重争议


宗庆后系列遗产继承纠纷案涉及香港、杭州两地共四起关联案件,核心围绕亲子关系确认、离岸信托财产归属及娃哈哈集团股权等遗产分配展开。原告主张非婚生子女继承权,要求确认信托资产受益权并禁止资产转移,香港法院已批准临时资产保全令,杭州案件因证据问题暂搁置。此案集中暴露家族企业缺乏系统传承规划的商事风险,牵涉非婚生子女继承权、信托效力认定、企业控制权争夺等复杂问题,既冲击企业治理稳定性,也推动市场高度重视生前传承的规范化与前置化安排,凸显财富传承与企业治理协同的关键价值。


(二)宁波杉杉控股继承风波破产重整案:家族传承与企业治理的脱节警示[6]


宁波杉杉控股因创始人郑永刚离世后的家族继承风波,陷入股权争夺与治理混乱,最终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此前,创始人突发离世后,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围绕公司控制权、股权归属展开多轮博弈,导致战略决策停滞、资金链承压,叠加债务集中到期压力,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本案的核心在于,家族企业未建立清晰的传承预案与股权架构,继承纠纷直接传导至经营层面,破坏公司治理稳定性,最终引发债务危机。此案是家族企业财富传承与企业治理脱节的典型案例,为民营家族企业完善传承规划、平衡控制权与经营稳定敲响警钟。


(三)吕志和家族平稳传承案:“分工不分家”的传承典范[7]


2024年12月吕志和去世后,其家族于2025年6月平稳完成传承,三子二女分掌嘉华国际、银河娱乐等核心企业,全程无股权纷争。核心机制为家族信托与持股公司集中掌控两家企业核心股权,按子女专业背景科学分工,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架构,避免继承冲击经营。传承前铺垫充分,家族成员自幼参与企业经营,吕志和通过捐建学校、设立奖项强化凝聚力,验证了“集中所有权、科学分职责、强化凝聚力”的有效性,为高净值家族规范化平稳传承提供重要参考。


(四)中国恒大境外资产接管案:信托“穿透式调查”的跨境实践


在中国恒大集团清盘程序中,清盘人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接管许家印家族3家境外公司及相关资产获批准,此前法院已发出全球资产禁制令,冻结其价值约77亿美元的全球资产。许家印方面曾主张部分离岸公司不应纳入禁令范围,试图排除相关信托资产,遭法院驳回。本案核心在于,许家印夫妇设立的约23亿美元家族信托,虽形式上为全权信托,但法院援引“查布拉管辖权”,认定其对信托资产拥有实质性控制权,该架构实质是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工具。此案作为典型商事纠纷,对滥用信托工具规避商事债务的行为发出严厉司法警示,明确了金融工具在商事风险隔离中的合法边界。


(五)路某“伪家族信托”被强制执行案:资金合法性与信托效力的司法认定[8]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在(2025)鲁1502执异84号案中,驳回被执行人路某的执行异议,对其涉案家族信托予以强制执行。路某因非法行医获1533万余元违法所得,2021年违法期间向信托公司转账8笔共计1109万元设立信托,辩称资金来源合法,但法院查明其账户款项混同,且其无法证明信托资金合法性。依据《信托法》相关规定,非法财产设立的信托无效,法院同时适用“价值追缴”原则,认定即使信托含合法财产,在无法证明违法所得下落下,可执行等值财产。此案明确信托资金来源合规是效力前提,划定了财富管理中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合法边界,为资金溯源合规提供关键司法指引。


(六)上海蒋女士无人继承遗产处置案:特殊家庭遗产分配的实践争议


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去世后遗留的财产无法定继承人,依法成为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应归国家所有。其亲友希望她的遗产为其举办追思会、购置墓地,但在与相关部门初期沟通中遇阻,引发“个人财产无法用于自身身后事”的广泛社会讨论。该案件尖锐地暴露出,现行法律对于特殊家庭结构人群的遗产处置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明确、人性化的执行标准,极大促进了公众对预先订立遗嘱、设立遗嘱信托或遗赠扶养协议的必要性认知。


第四部分 总结与展望


未来一年,私人财富管理领域将继续围绕“安全”与“传承”两大主题深化发展。


监管层面,将进一步补全信托财产登记、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规范等领域的制度细节,通过政策协同消除实践中的法律与税收模糊地带;司法实践将继续以典型案例为依托,细化信托独立性、股权代持效力、遗产处置规则等关键商事争议的裁判标准;市场层面,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双轮驱动”模式将更加深化,家族办公室、基金、信托等业态将持续扩容,服务从单一资产管理向家族宪法制定、商事风险防控、下一代培养等综合解决方案延伸。面对家族国际化程度提升与财富转移加速的趋势,跨境财富配置的合规管理、不同法域下的商事争议解决,将成为行业新的发力点。


对高净值人士及其顾问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首先,必须树立“规划先行”的理念,通过家族宪法、遗嘱、信托等组合工具,构建法律、税务与情感综合考量的传承方案。其次,对持有企业股权、不动产、艺术品等复杂资产的家族,需特别关注资产持有结构优化与所有权转移的合规路径。再次,跨境家庭的财富安排需在法域冲突中寻求最佳平衡,重视法律文件的一致性。


专业服务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将体现在跨法律、金融、税务的整合规划能力,以及对家族动态与潜在风险的敏锐洞察力。私人财富管理正从可选项变为必需品,其终极目标不仅是财富的物理转移,更是家族精神的永续与和谐秩序的构建。


参考文献:

[1]普益标准:《财富管理行业步入“质变”时代》

[2]瑞银(UBS):《2025年亿万富豪报告——新生代的崛起》

[3]中信金控财富委资产管理工作室:2025年三季度末《国内资产管理行业报告(ASSETMANAGEMENTINDUSTRYREPORT)》

[4]华夏时报:《全球首只!人民币代币化基金在香港问世,业内正探索全天候交易潜力》

[5]普益标准:《财富管理行业步入“质变”时代》

[6]蓝鲸新闻:《杉杉股份市值蒸发200多亿,宫斗风波成继任者困局》

[7]经济观察报:《第二代“赌王”吕志和家族的资产传承启示:分工不分家|基业长青》

[8]德恒律师事务所:《典型案例分析:当事人设立的家族信托,何故被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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