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人邹森地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借款，因邹森地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按时还本付息，外贸信托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广州仲裁委于2018年5月2日裁决借款人还款。裁决生效后，邹森地未按生效裁定履行义务，外贸信托遂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山中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中山中院于2018年9月30日依法立案执行，中山中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外贸信托自2018年至今在中山中院已经存在142件类似的向不同对象的发放民间借贷的合同纠纷执行案件。随后，中山中院要求外贸信托向法院提交“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相关金融许可手续。外贸信托向中山中院提供其金融许可证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复文件。但是，中山中院认为外贸信托提交的文件中未显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金融许可，中山中院认为外贸信托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的向社会不特定群体发放信托贷款未取得相关金融许可，故中山中院对外贸信托未经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金融活动不予支持，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外贸信托的执行申请。

笔者在上篇就红筹企业传统回归与带架构回归新政及新政下红筹企业回归上市的共性要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建议。本文将进一步从中芯国际在A股发行上市的角度分析红筹企业回归上市的实施要点。

自2000年以来，众多科技类、互联网、生物医药等企业在综合考虑境外上市条件、审核周期等各方面的优势及境内相关产业政策后，最终选择远赴境外上市，相较境内上市而言选择了一条在当时属于更为快捷、明晰、可预期的上市路径。随着境外文化差异、法域适用差异、企业估值无法真实体现、信息披露成本较高以及近年来境外证券市场和监管环境加剧变化等情形的出现，让正在奔赴境外上市或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逐渐调转了方向。虽然小部分红筹企业冒着很高的风险进行私有化退市并以拆除红筹架构的方式回归了A股，但这仅是沧海一粟，更多的红筹企业则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遇。

格式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一直是法理和司法实践之中的难点。《民法典》出台之前，《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童工”一词来源于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这部行政法规，其第二条的定义是：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以下统称使用童工)。

1999年施行的《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中首次明确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该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债权人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径直向债务人的债务人（亦称为次债务人、相对人）主张并实现清偿。代位权制度突破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合同相对性概念，使债权人得以用更为高效直接的手段保全自身债权的实现，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并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