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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跨境腐败法》下企业的廉洁合规治理——执法变局、权责重构与防控实务

2026-11-19


2026年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下称《反跨境腐败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该法专设“廉洁合规”一章,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将企业廉洁合规建设由倡导性要求上升为法定义务[2]。


对开展境外投资、工程承包、海外并购及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的国有企业董监高、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及法务合规负责人而言,该法影响的并非内部制度的篇幅体量,而是国家跨境执法的穿透深度、企业经营资质的存续底线及关键人员的个人追责边界。


企业须摒弃仅以印发制度、组织培训、留存签字为表现的形式合规,将治理重心前移至集团权责重构与业务流程控制,厘清三项实务问题:新法下的执法方式与法律后果发生了哪些实质变化,不同关键人员如何界定自身的法定合规义务与个人风险,以及外部律师在事前、事中能够提供哪些可落地的预防性法律服务。


一、监管变局:穿透执法体系与复合型法律后果


长期以来,部分出海企业将跨境反腐败简单等同于防范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式的“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认为只要不直接接触东道国官员,或将当地事务交由中间人包干,境内母公司即可隔绝风险。《反跨境腐败法》从规制范围、执法协同与追责强度三个维度改变了这一局面。


(一)规制范围扩展:从对外行贿到境外内部腐败与国资流失


《反跨境腐败法》第二条将五类行为整体纳入法定跨境腐败范畴[3]:除传统意义上的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第一项)及境外主体反向向我国公职人员或国有单位行贿及对应受贿(第二项)外,第三项明确将境内公司、企业等组织及其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境外实施的贪污、受贿、行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纳入规制;第四项将行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境外、结果全部或部分发生在境内的跨法域腐败纳入管辖;第五项则覆盖涉腐人员外逃及违法所得、收益跨境转移。


这一立法布局直接带来了两项实务变化:第一,国有企业驻外高管在海外并购或工程发包中违规决策、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再仅限于内部纪律处分,而直接构成法定的跨境腐败行为;第二,民营企业境外子公司高管收受当地供应商回扣、虚构咨询费侵占公司资金、私设影子贸易公司截留利润等内部舞弊行为,以及“境内母公司批预算、境外通道公司兑付利益”的分离操作,均纳入本法规制范围。


(二)执法方式重构:跨部门数据穿透与涉外司法主权阻断


《反跨境腐败法》第二章与第三章改变了以往依靠单一办案机关个案侦查的模式。根据该法第七条至第十五条,国家建立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协同的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4]。


在新的执法机制下,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监测预警(第十条);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与海关在监测大额、可疑跨境资金交易及现金、无记名证券跨境携带时,发现线索直接移送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第十三条);审计、财政、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在日常检查中负有法定线索移送义务(第十四条);国家层面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监管平台则打通了工商、税务、外汇、海关与司法数据(第十五条)。企业一笔境内外联动的异常佣金支付,或一项溢价脱离行业基准的海外矿权并购,均可能由外汇核查、税务稽查或国资审计触发跨部门并案穿透。


同时,该法第六条与第二十五条划定了涉外执法的司法主权红线。外国对我国组织、个人以反腐败为借口或不当适用域外管辖权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我国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采取反制和阻断措施;非经我国主管机关批准,外国组织、个人不得在我国境内开展反跨境腐败调查取证,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境外提供证据、数据或者提供协助[4]。企业在应对外国执法机构或多边开发银行制裁调查时,不得绕开国家主管机关审批向境外提交境内账册、服务器邮件或安排境内访谈。


(三)法律后果升级:治理失职独立罚则与全链条追缴机制


《反跨境腐败法》第五章(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五条)在追责逻辑上形成了“实体违规追责”与“治理失职追责”双轨并行的体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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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示的是第二十九条的主体区分: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开展投资经营活动的境内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属于第四章的法定强制建制主体,直接适用第四十五条;仅开展一般货物进出口贸易、未在境外设立机构或开展投资的企业,虽不强制适用第四章建制条款,但其在跨境销售、佣金支付及通关环节一旦触犯第二条,仍直接承担第五章的实体追责后果[5]。


二、权责重构:关键主体的法定义务与个人风险边界


新法施行后,企业内部不应再存在“合规仅属法务部门职责”的模糊认识。不同层级的关键人员须对照法定条文与关联监管规则,界定自身的履职红线与个人风险敞口。


(一)国有企业董监高及外派班子:母子管控衰减与监管直报义务


国有企业跨境经营的治理隐患在于境外二三级子公司层级较多、信息链条较长,部分驻外机构以东道国商业惯例或保密要求为由游离于集团总部“三重一大”决策之外。《反跨境腐败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明确将“直派境外财务负责人、外派人员定期轮岗、利益冲突回避、强化监督检查”规定为国有企业的法定义务[5]。同时,202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新修订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下称《廉洁从业规定》)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严禁违反决策程序造成国资损失、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利以及在境外违规投资入股、注册公司或开设个人境外账户;第三十一条则压实了外部董事的监督职责,要求外部董事发现重大廉洁违规或国资流失隐患时应当直接向出资人机构或上级监督部门报告[6]。


国企董监高及外派班子核查自身风险,重点检视三项事实:重大境外并购、大额资金出境与高风险代理协议是否经独立合规评估后才进入党委会前置研究及董事会审议;直派境外财务负责人的考核、薪酬与汇报线是否独立于驻外一把手;外派关键岗位到期是否按期轮岗或先行启动任中审计。


(二)民营企业实控人及大股东:控制权混同与“事实董事”连带风险


民营企业实控人常见的认知误区,是认为自身不在境外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仅在幕后通过微信、口头指令或个人及亲属账户调拨境外公关费、回扣,即可隔绝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下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与第一百九十二条已明确排除这一规避路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指示董事、高管从事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行为的,承担连带责任[7]。


在《反跨境腐败法》第三十六条“双罚制”与穿透执法下,实控人一旦通过非规范指令授意境外机构向外国官员行贿或转移资产,不仅无法规避“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行政与刑事追责,还将触发《公司法》下的个人连带赔偿责任。民企实控人核查风险的核心在于:是否已终结体外私账代付境外佣金的做法,以及重大跨境交易是否已纳入董事会授权体系与公司账户核算。


(三)境外机构及项目负责人:单点闭环授权下的职务犯罪敞口


在“重业绩、轻管控”的海外经营模式下,境外子公司总经理或驻外项目经理往往集市场开拓、代理选聘、合同签字与费用报销于一身,形成“一人闭环”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极易诱发两类风险:一是为完成当地业绩指标,在清关、税务或招投标环节通过虚假服务费发票套现行贿;二是利用驻外信息不对称,联合外部代理商或分包商收受商业回扣、虚增工程签证,甚至在境外私设贸易公司截留价差。


结合《反跨境腐败法》第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一条、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及202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民营企业境外人员的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与背信行为已被纳入境内外一体化的刑事规制体系[8]。驻外负责人自查风险,须审视自身是否仍保有未经总部制衡的单签权,以及经手的全部居间与分包费用是否具备可交叉核验的真实交付底稿。


(四)法务、合规与财务负责人:法定报告、核算真实与出境把关职责


法务合规与财务负责人处于新法义务的第一道防线,面临直接的履职失职风险。《反跨境腐败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现涉嫌跨境腐败行为“应当及时向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报告”,第三十二条要求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禁止未经批准向境外提供证据数据[5]。如果法务合规仅履行“事后补签”程序,或者财务总监面对异常的避税地付款指令未作核验即予放行、面对境外执法调查擅自导出境内账册,均可能构成失职乃至共同违法。


界定董监高与职能负责人个人责任边界的关键,不在于事后表态,而在于案发前后的三项客观治理留痕:董事会审议批准覆盖境外机构的合规制度及独立否决权的配置记录;审议高危国别并购、高额佣金协议时要求穿透尽调并质询风险的会议纪要;发现异常资金或举报线索后立即冻结权限、暂停付款并启动独立核查的响应指令[9]。


三、场景防控:高危跨境业务中的权力制衡与刚性节点


落实关键人员责任,须将权力制衡嵌入跨境业务最高发的三个风险切口,打破“谁跑业务、谁选伙伴、谁批付款”的权力闭环。


(一)境外投资并购与合资:防范权益绑定与估值回流


在境外矿产开发、基建特许经营及制造业并购中,东道国常设有本地化持股或外资准入限制。最隐蔽的腐败路径是将东道国公职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或空壳公司引入合资架构,通过赠予干股、零对价受让股权或超额分红输送利益;或者在并购交易中人为抬高标的估值,借对价向卖方背后的官员或本方并购高管回流资金[10]。企业在项目立项与投资决策阶段,必须强制执行最终受益所有人(UBO)与外国公职人员关联背景(PEP)穿透核查——无法穿透至自然人实控人、注册于避税地且无实业出资能力的合资方,以及未取得法务合规部门书面风险评估意见的并购议案,一律不得提交投决会或董事会表决。


(二)海外工程分包与销售代理:切断结果导向佣金与签证套现


海外EPC总承包与医药、装备、新能源的跨境销售,高度依赖当地代理商、分包商与清关物流商。实务中大量行贿资金正是通过两类途径掩饰或套取:一是签署仅有“中标或取得批文即按比例提成”的结果导向型居间合同,利用高额佣金或虚构售后服务费在境外生成账外资金池;二是在工程施工中接受业主或官员指令定向分包,或者串通分包商虚增工程量签证、伪造现场变更单套现。


企业必须废除境外机构一把手的代理准入单签权,在合同端与权限端实施刚性控制:要求业务部门提供目标国同类服务的市场费率基准与工作量测算底稿,禁止签署无具体交付物清单的纯结果型佣金协议;在合同中强制锁定反商业贿赂声明、禁止转委托条款、中资企业单方审计权,以及对方涉腐时的无条件单方解约与已付款项追索权。


(三)资金结算与涉外取证:嵌入四单匹配拦截与数据出境锁死


针对《反跨境腐败法》第三十二条的会计真实性要求与第二十五条的司法主权红线,企业须在资金端与数据端建立两道系统锁:


第一,ERP资金结算“四单匹配”自动拦截。任何一笔境外佣金、咨询费、分包款或清关费的支付,必须同时挂接有效合同、合规准入供应商编码、经业务与内控交叉核验的真实履约交付物(如调研底稿、清关放行单、监理签认单)以及收款主体与合同主体一致的发票。系统对“收款账户位于与合同履行地及注册地均无关联的第三国”“发票名目笼统为咨询费或协调费而无工作底稿”“在投标或通关节点拆分为多笔小额报销”等情形自动冻结,必须升级至总部法务合规与财务总监联签复核。


第二,涉外数据与证据出境总部归口锁死。结合《反跨境腐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一条,集团总部法务合规部应对所有涉外证据调取实行统一锁死[11]:未经我国主管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境内母公司、境外子公司或外部中介机构,均不得向外国执法机构或多边开发银行提供存储在境内的财务凭证、服务器邮件与业务底稿,亦不得擅自安排境内人员接受境外调查访谈。


四、防线落地:预防性合规法律服务的实务切入与交付


面对《反跨境腐败法》带来的穿透执法压力与第四十五条的资质吊销风险,企业并不需要推倒现有管理体系重新建制,但单靠内部法务日常审合同往往难以打破既有的业务授权惯性。针对上述治理盲区与个人追责风险,合规律师可从四个维度介入,提供可验证、可留痕的预防性法律服务:


(一)法定边界诊断与制度增量补丁


对于已经建有合规或内控制度的出海企业,合规律师的首要工作不是重新起草整套合规手册,而是对照《反跨境腐败法》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四条以及国企、民企各自的叠加监管规则,开展精准的差距诊断。


交付成果是一份直指盲区的《跨境廉洁合规差距诊断清单》及配套的“制度增量补丁”——例如,明确境外二三级子公司的强制报告触发标准、重构海外子公司的“商业接洽—合规尽调—预算核准—资金划拨”四权分离授权表,以及为董事会与高管设计标准化的重大议案质询留痕模板,使制度既满足第四十五条的监管要求,又明确高管个人责任边界。


(二)高危交易穿透尽调与救济条款锁定


在企业开展高风险国别并购、签署大额独家销售代理或重大海外工程分包前,合规律师可作为独立把关人介入前置尽调。


区别于常规的商业资信调查,反腐败专项尽调重点穿透目标公司或合作方的最终受益所有人股权链条、核查东道国公职人员关联背景及多边开发银行制裁名单、比对居间佣金费率与市场公允基准的偏离度,并协助设计包含单方审计权、资金冻结权及涉腐解约追偿权在内的刚性合同文本。独立律师出具的专项廉洁合规法律意见书,可作为决策层履行《公司法》勤勉义务的客观履职依据[12]。


(三)跨境项目穿行测试与隐性风险体检


制度文本再完备,若无法在真实交易中拦截违规付款,仍难以构成有效合规抗辩。


合规律师可协助企业内审与合规部门,抽取已发生的高风险境外项目或重点国别子公司开展“穿行测试”(Walkthrough Test),顺着“立项审批—代理准入—合同签署—履约交付物—银行付款流水”全链条调取原始底稿进行交叉比对[13]。这一合规核验能够帮助管理层提前识别“账面发票齐全、底层服务虚构”的隐性账外资金池、避税地拆分付款以及驻外人员权限失控点,在监管部门触发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线索移送前完成内部纠偏与流程封堵。


(四)涉外调查阻断预案与独立反舞弊处置


针对外国执法机构域外管辖、世界银行制裁调查与国内穿透执法交织的复杂局面,合规律师可预先为企业编制分级响应的《跨境反腐败危机处置与数据阻断预案》,理顺“境外属地合法取证—境内数据出境向主管机关报批—内部独立调查—依法向监察或公安机关报告”的衔接程序[14]。


一旦企业内部出现涉嫌跨境腐败或境外高管职务舞弊的举报线索,合规律师还可受托担任独立调查人,在固定客观资金流水与电子证据的同时,严格区分股东股权争议与刑事舞弊犯罪的法律界限,防止内部治理调查被局部利益或控制权纠纷干扰,帮助企业依法争取第四十三条的从轻或减轻处理。


《反跨境腐败法》的施行,将企业境外经营的廉洁合规由自律规范转化为可独立追责的法定义务。企业唯有将权力制衡嵌入母子管控、以客观留痕界定关键人员履职边界,并借助前置的预防性法律服务封堵高危业务节点,方能在跨部门穿透执法下稳妥护航跨境经营资质与决策层个人安全。


参考文献: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新华社受权发布全文。

[2]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答记者问,2026年11月6日,人民网报道原文。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第二条,新华社受权发布全文。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第六条、第七条至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新华社受权发布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十二条,中国人大网全文。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至第四十五条,新华社受权发布全文。

[6]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2026年3月修订)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生态环境部转载全文;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42号,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法规库全文。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九 deprivation、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国人大网全文。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6年7月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2025年4月3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第六十一条,中国人大网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6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第八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全文。

[9]关于涉外强监管下企业组织责任与高管个人刑事追责边界的分析,可延伸阅读孙进宇等:《何以构罪:中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下的刑事追责分析》,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6年10月15日,德恒官网原文;关于监管新常态下企业反舞弊顶层治理架构及“三道防线”协同机制的实务探讨,参见王煜卓、蔡丹、孙进宇等:《监管新常态下的上市公司反舞弊体系架构与实践》,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6年3月12日,德恒官网原文。

[10]关于跨境投资架构设计与合规风控要点,可延伸阅读孙进宇等:《国务院新规下科创企业跨境投资合规要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第十三条解读》,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6年6月5日,德恒官网原文。

[1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021年6月10日通过)第三十六条,中国人大网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8月20日通过)第四十一条,中国人大网全文。

[12]关于跨境业务全流程合规防线构建与信息系统控制逻辑转化,可延伸阅读孙进宇、殷佩琳:《中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合规实务指引——写给涉外企业的中国出口管制合规防线构建方案》,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5年12月24日,德恒官网原文;孙进宇等:《两用物项出口通用许可条件下的合规管理及AI辅助信息化——以无人机相关物项出口政策为例》,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6年11月3日,德恒官网原文。

[13]关于穿透执法趋势下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与典型违法案件复盘,可延伸阅读孙进宇等:《2026年出口管制执法焦点与企业合规风险应对——以三起两用物项走私刑事案件为例》,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6年8月21日,德恒官网原文。

[14]关于涉外执法冲突下企业双向合规应对与我国反制裁阻断规则的实务分析,可延伸阅读孙进宇等:《美国出口管制与中国反制裁下的企业双向合规——从美国政府拟没收中国注册公务机案谈起》,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6年11月5日,德恒官网原文;关于新《公司法》与司法解释框架下民营企业内部反舞弊治理及股东纠纷剥离的系统分析,参见德恒南京合规团队(孙进宇等):《商事与刑事规制下的民营企业反舞弊治理——以新〈公司法〉〈刑法修正案(十二)〉和〈解释(二)〉为入口》(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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