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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解释(二)》落地:药企“带金销售”的刑事风险图谱与合规体系重构

2026-11-17

导语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并于5月1日起施行。它不是一次常规的司法解释更新,而是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与《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医保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等一起,完成了对医药购销环节规范的闭环。


它真正改写的不是“罚多少”,而是“查得到吗、查到哪一步、查到谁”。对药企而言,所需要的不是纸面合规,而是真正加强合规体系建设,经得起穿透审查。


一、行政、信用、刑事三条线同时收紧


很多企业习惯把监管收紧理解成周期性波动,期待熬一熬也就过去了。但这一次,三条不同逻辑的监管线,在同一段时间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一)行政端:把九个场景逐一“画格子”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落地,把学术拜访、业务接待、咨询服务、外包服务、捐赠赞助等九大高风险场景逐一拆开,明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做的时候要留下什么材料。它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部文件,而在于把过去靠行业惯例解释的灰色地带,变成了可以逐条对照的清单。


(二)信用端:让判决书变成市场准入的开关


国家医保局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把行贿失信直接与挂网、投标、配送资格挂钩。一旦被评定为“特别严重失信”,配送资格最高暂停五年;涉案产品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的挂网和投标都可能被中止;重新申报还要先挤出不低于20%的价格虚高空间。


对一家靠几个大品种撑着营收的处方药企业,这等于直接掐住主血管。罚金是可以进报表的,渠道断了是没有报表的。


(三)刑事端:把尺子重新校准


《解释(二)》没有新增罪名,它做的是三件事:把不同身份主体的定罪量刑标准拉齐,把重点领域的门槛压低,把“形式合规”的躲闪空间堵住。医疗、食品药品被反复列为重点领域——同样的金额、类似的行为,在医药领域的法律评价就是更重。


三条线叠加之后,旧的成本模型失效了。如果说行政罚款是“花钱”,信用惩戒是“断路”,那么刑事追责是“追人”,并且三者是可以同时发生的。


二、五个变化展示刑事红线位置


(一)变化一:门槛减半,行业里那条“20万安全线”没了


过去,圈内有个心照不宣的经验值:单位行贿二十万元以下,一般不至于走到刑事。现在这条线在医疗领域变到了十万元。


《解释(二)》第二条把对单位行贿罪设成双层标准:个人行贿二十万元以上、单位行贿四十万元以上,原则上追责;数额落在个人十万至二十万、单位二十万至四十万区间,但只要具备“在医疗等领域行贿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法定情形,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条(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也是同一思路:二十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十万元至二十万元,只要沾上重点领域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同样认定“情节严重”。换言之,在医疗领域,十万元已经不是安全区,而是起跑线。


更要命的是“累计”。《解释(二)》延续了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累计计算的口径。单笔三五千的讲课费、几百块的“拜访支持”,摊在同一位医生、同一个科室、同一家CSO身上,一年下来很容易跨线。


(二)变化二:公私同罚,医生端进入“3万元时代”


第八条是这次最容易被低估的一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执行。原本“数额较大”的起点是六万元,现在是三万元。


这条规定同时改写了两个方向的博弈。作为“甲方”,药企追究内部采购、准入、招标人员的刑责更容易了;作为“乙方”,向普通医生、药师、民营医院人员输送利益的风险显著抬升——身份差异带来的那点“价差”,被抹平了。


不过,也不必被某些耸动的解读吓住。第八条后半段专门留了一句话: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这句话的分量,在实践中并不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公布过一个教学案例[1]:某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兼科室主任,多次接受一家药企邀请外出讲课,课件由药企提供、内容主要是介绍该公司产品,仅这一家就支付讲课费三万余元。纪委的结论是:未履行外出讲课审批程序、讲课内容缺乏学术性,属于违纪;但讲课行为真实发生,企业与医生之间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医生也未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利,因此不构成犯罪。


这个案例其实把尺度说得很清楚:金额不是唯一的尺子,“业务真不真、对价合不合理、有没有请托”才是。真实发生的讲课、合理对价的劳务、程序上有瑕疵但无权力寻租实质的行为,通常落在违纪或行政处罚的层面;真正被刑事追责的,是“假业务、真输送”。


(三)变化三:穿透认定,不止步于追责业务员个人


第十六条确立的判断框架只有两个关键词:单位意志、利益归属。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实际控制人、主管人员决定,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就以单位行贿罪论处;反过来,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通过行贿获得的利益实际归个人的,按行贿罪处理。


配套的是双罚制:企业交罚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责。这里的“主管人员”不限于总经理——营销负责人、大区经理,甚至已经离任的原董事长,都可能落在里面。


卫宁健康案是一个标志性样本。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卫宁中天在拓展医疗信息化项目过程中给予相关人员财物,母公司时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周炜深度参与决策。2026年3月,二审判决深圳卫宁中天犯单位行贿罪,罚金八十万元;周炜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周炜已于2025年11月卸任母公司董事长,仍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这个判决提示了一件很实际的事:审批单、会议纪要、工作群聊、资金来源、获利归属,都会成为证明“单位意志”的材料。企业在事后急着补一份个人行为说明,基本没有意义。


(四)变化四:CSO不是防火墙,合同层数再多也挡不住


办案机关现在看的不是合同签了几层,而是资金的实际来源和最终去向。


第三条把介绍贿赂的标准写实了:介绍个人行贿十万元以上、介绍单位行贿五十万元以上;或者个人五万至十万、单位二十五万至五十万且具备法定情形,就属于“情节严重”。这意味着,只做撮合、不直接经手资金的CSO,也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与药企共同实施行贿的,同时构成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犯罪共犯的,一般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药企明知、授意并实际获利的,则可能被认定共同行贿或单位行贿。


上海某科贸商行案把“刑事—信用”的追责路径展示得很完整。[2]该商行在向医院销售支架、球囊等耗材期间,按件支付现金回扣——支架每条五千元,球囊单价四千元以上的每条一千元、四千元以下的每条八百元,累计一千四百零三万余元。法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三十万元,实际控制人马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退缴的违法所得二百余万元予以没收。判决生效后,国家医保局随即启动价格招采信用评价程序:一旦被评定为特别严重失信,配送资格顶格暂停五年,涉案耗材全国范围的挂网、投标资格中止,处罚还会穿透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五)变化五:隐性利益,也被拉进了审查半径


第十一条明确,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按案发时的实际获利认定受贿数额;第十二条对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真伪不明的应当进行真伪鉴定,价值不明的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第二十三条则把追缴延伸向第三人——赃款赃物由第三人代持、保管的,向第三人追缴,违法所得转化或与合法财产混同的,追转化后的财物及对应份额和收益。


落到医药场景,最需要重新审视的就是讲课费、咨询费和学术会议费。审查其实就四个问题:

•这场活动有没有真实的学术价值,还是只有一块背景板和一份PPT;

•支付标准是否明显偏离市场公允价格,还是按“人均一份”的固定额度发放;

•费用是否与处方量、销量、采购量挂钩,有没有“按量结算”的影子;

•是否对少数医生高频、大额、差别化支付,形成事实上的“定点补贴”。


四条里踩空一条,材料再齐也可能被穿透;踩空两三条,基本就是变相利益输送的标准画像。


三、医药企业的刑事风险关注要点


(一)销售端:费用支付是最大的敞口


学术会议、科室会、讲课费、调研费、科研赞助,是推广费用最集中的出口,也是审查最先到的地方。这些支出天然具备单笔小、频次高的特征,而累计规则和“向三人以上行贿”的情节认定,恰好都对这种特征不友好——如果向多位医生支付费用,很容易就触发罪名。


有个数据值得放在桌上:2025年A股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合计约三千二百九十一亿元,部分创新药企的销售费用率已超过四成;个别初创药企销售费用率更是高得惊人。这些数据侧面说明在医药行业费用结构本身比较依赖“推广”,同时意味着任何一次穿透审查都可能会放大系统性风险。


(二)采购端:甲方的责任更大了


三万元门槛之下,内部采购、准入、招投标环节的“感谢费”更容易够到刑事标准。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企业追究内部人员责任的工具也更强了——前提是自己有举报线索、审计能力、调查程序和证据固定机制。企业要加强自身合规建设,畅通举报渠道。


(三)高管与实控人:签字的人风险最大


双罚制之下,企业罚金与个人刑责是绑定的。谁决策、谁签字、谁分配费用预算,谁就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更近一步。分管营销的副总裁、大区经理,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控人同样容易被锁定。


(四)CSO与经销商:风险是连通的,不是切割的


“业务外包”“不签劳动合同”“合同里写明第三方自担责任”,这三句话在过去十年被当作护身符,现在一句都不管用。资金链、决策链、利益归属,任何一环能连上,责任就能穿过来。


四、医药企业合规建设的六道防线


在监管逐步加强的时代,如何加强企业合规防线建设,从源头阻止风险的产生,成为企业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一套能扛住穿透审查的体系,首先要能回答三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业务是不是真的、利益最后归了谁。


(一)防线一:把“谁能签、签多少”写清楚


•关键岗位名单化管理,明确单笔与累计审批上限,避免“谁都能批、谁都不负责”;

•高风险支出实行“业务负责人+合规负责人”双签,合规意见具备否决效力;

•对同一医院、同一医生、同一家CSO设置年度累计预警阈值,接近阈值自动触发复核。


(二)防线二:费用与业务真实性,三段闭环缺一不可


•事前审批:活动目的、时间地点、完整议程、预算明细,业务与合规双重审核后才启动;

•事中留痕:签到表写明姓名、任职单位、岗位职务,现场影像与课件同步留存;

•事后验收:复盘总结、费用明细、成果材料在时限内提交,逐项核验后才结算。


(三)防线三:五维证据链,让每一笔钱都能自证


单份材料在今天的审查强度下几乎没有说服力,能救命的是一组相互印证的证据:

•费用证据:合同、发票、付款审批单,金额与合同一致、收款方与签约方一致;

•执行证据:会议日程、签到表、现场照片或连续视频、授课课件;

•效果证据:调研问卷、测试结果、病例报告、会议总结;

•身份证据:劳务合同、执业资格或职称证明;

•时空证据:时间戳、地理位置水印,重要活动可做区块链存证。


需要提醒的是“半套证据”的危险:只有签到表没有现场影像,只有合同没有成果报告,在办案机关眼里恰恰是虚构业务的典型特征。证据要相互印证,让每一笔钱都可以自证。


(四)防线四:CSO全周期管理,四个关口都要设卡


准入关:核查工商登记、实际控制人、处罚记录、招采失信名单、关联关系与履约能力;空壳公司、已列入失信名单、有商业贿赂犯罪记录的,一票否决;


合同关:服务内容与验收标准要具体到可核查,不用“推广服务”“咨询服务”这类模糊表述;公对公转账;写入反商业贿赂条款、监督检查权、利益冲突披露义务,以及“解约+返还费用+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监控关:年度合规复核与风险分级,高风险服务商每季度审计一次;考核结果与续约资格、结算比例、合作范围挂钩;


退出关:明确触发退出的情形——违反禁止性清单、虚开发票、被行政处罚或刑事立案、丧失资质、擅自转分包,退出后列入黑名单,一定期限内不再合作。


(五)防线五:医药代表与推广人员,边界要落到合同里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已于2026年8月1日施行,核心动作是备案、授权、培训与禁止行为清单。企业要做的,是把这些外部规则翻译成内部制度:

•准入时核查学历专业背景与商业贿赂记录,不符合条件或列入行业禁入名单的不予聘用;

•书面授权载明推广的药品类别、治疗领域、区域与期限,人员变更、授权终止时及时更新备案;

•把“不得承担销售任务、不得统计处方量、不得附条件捐赠赞助、不得给予回扣”等禁止行为写进劳动合同与服务协议,作为纪律处分和解约的依据。


(六)防线六:组织独立、举报畅通、危机有预案


•合规负责人直接向决策层汇报,审查权、调查权、预算三项独立;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先配一名负责人加一名专员,先立骨架;

•举报平台多渠道并行,配套举报人保护制度,明确受理、评估、调查、处理、反馈、归档全流程;

•一旦发现线索,及时内部调查、主动退赃、依法报告。《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明确了可按自首论的情形,第二十二条细化了“积极退赃”的三类情形并认可亲友代为退赃——这些是从宽通道,但只对“主动”有效。


结语


《解释(二)》传递的信号并不复杂:靠回扣换处方、靠CSO走账、靠一纸制度切割责任的空间,正在一间一间关上。但另一面也要看清:它禁的是权钱交易,不是学术交流。真实发生的讲课、合理对价的取酬、程序规范的推广活动,法律从来没有禁止,也不该被误伤。把“正常”证明出来,正是合规体系存在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监管的健全,行业的分水岭从此不在谁的销售费用更高,而在谁能把“业务真实、对价合理、程序留痕、责任清晰”四个词,变成日常经营里的肌肉记忆。


(德恒北京办公室实习生王睿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纪法百科丨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以讲课费等名义变相送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www.ccdi.gov.cn/specialn/jfbk/jjctjfbk/202508/t20250829_444119.html,2025年8月29日。

[2]《上海某科贸商行涉支架球囊行贿案》,国家医疗保障局https://www.nhsa.gov.cn/art/2025/11/25/art_14_18780.html,202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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