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操纵市场的认定与追责—以法释19号解释程序为中心的规则体系与实务重构
2026-11-12
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自2026年9月22日施行，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系统重塑“先刑后民”惯性下的案件分流、事实免证与执行衔接规则；与之配套的2024年四部门《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继续承担行刑衔接功能，操纵市场刑事定罪仍适用法释〔2019〕9号。
从三类证券违法之中可以看出，操纵市场的刑民交叉问题最为复杂，其行为形态多样、主观目的难以直接证明、损害对象高度分散，导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之间的衔接长期不畅。虚假陈述有报表可查，内幕交易有信息时点可核，唯独操纵市场要证明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主观状态，这一根本差异决定了操纵市场案件在证据结构、认定方法与责任分配上都自成体系。
法释19号的三层追责的总体格局如图1所示。
图1 上市公司操纵市场“行—刑—民”三层追责结构
上图的三层结构需结合表1所列的规范分工才能读懂。表1按规范文件、调整对象与追责作用三栏，梳理了上市公司操纵市场追责的规范层次。
表1 上市公司操纵市场追责的规范层次与分工
一、操纵市场的认定与证据构造
《证券法》第五十五条列举了禁止的操纵手段，《刑法》第182条对应设置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并以“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两档确定法定刑。两套规范在行为类型上大体对应，但在数额标准、评价口径与法律后果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正是刑民交叉与行刑衔接争议的根源。
认定操纵行为只是第一步，三者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操纵行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阶梯
图2所示阶梯有两个易被忽视的结构特征。其一比例型门槛与数额型门槛是并列表项而非递进关系，符合其一即可认定“情节严重”；其二七种情形是为上市公司及其内部人量身设置的降档规则之一——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实施操纵行为的，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即构成“情节严重”。
同样一笔五十万元的违法所得，落在普通自然人身上尚不构成犯罪，落在上市公司董监高身上则已跨过入罪门槛。2019年以前的持股比例30%、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成交量占比30%的门槛，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几乎无法达到，故须以降档规则防止追诉泛化。认定“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见表2。
表2 法释〔2019〕9号“情节严重”标准与上市公司场景的适用要点
法释19号对操纵市场案件的特殊价值在于三点：其一，操纵行为的证据几乎全部是数据型证据——委托流水、账户关联关系、IP与设备指纹、资金闭环路径——这些材料天然沉淀在交易所监控系统与侦查机关手中，第9条的调取机制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二，操纵案件的受害人极度分散，若无第3条拆除受理门槛，个体投资者几乎没有单独起诉的动力；其三，操纵行为往往与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并发（拉抬股价配合减持、伪造利好配合出货），第6条的协调审理机制成为避免事实认定冲突的必要装置。
（一）六类操纵行为的认定与证据构造
上市公司实控人等相关主体有效的抗辩与索赔都始于对行为类型的精确识别。
表3 操纵手段类型与法律评价对照
表3将六类操纵手段的法律依据与构成要件逐一固定，认定框架已属清晰。但纸面要件如何转化为个案中的证据组织，仍取决于行为的具体形态：同一类手段在不同主体结构下，证明路径与争点分布差异明显。
下文讨论多个主体参与同一操纵链条时的责任穿透与共同违法认定问题，这正是刑民交叉中最易出现责任分配争议的环节，其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单一主体的复杂账户组案件。
（二）连续交易操纵：以量为准
这是最常见的类型，指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买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认定关键在于“优势”与“连续性”。前者要求证明行为人在涉案期间的持仓比例、资金规模相对市场处于支配或显著影响地位；后者要求在时间上呈现密集、持续的单向交易特征。
表4 连续交易操纵的要件、证明方式与反驳路径
上表将连续交易操纵的四项要件与攻防路径作了并列呈现，但要件之间并非简单相加，优势地位与连续性，价格影响，以及操纵目的最终落脚点在后果是否可归责于行为人上。我们通常以前三项客观要件为支点，再反向推定目的要件；抗辩和反驳一方则须在同一链条的薄弱环节制造合理怀疑。其中最具争议的恰是目的要件的推定逻辑，尤其当行为人自身亏损时，操纵故意是否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亏损拉抬，若行为人持续买入却最终浮亏，通常被认为这不符合营利动机，从而否定操纵故意。但近年执法与司法已普遍接受了拉抬价格的目的可以是配合他人减持、维持质押不爆仓、完成业绩承诺或避免退市，行为人自身亏损恰恰说明其行为非投资驱动。
（三）约定交易与自买自卖：对倒的证明
约定相互交易指与他人事先约定时间、价格、方式互相买卖；自买自卖指在自己控制的账户之间交易，两者的共同特征是成交量放大而实际权益未变动，制造虚假活跃。认定难点在于账户控制关系的证明——行为人通常使用大量他人身份开立账户。
在操纵案件中，出资、下单、控制信息等分工往往分属不同主体，责任配置随角色位置而显著不同。为直观呈现这一结构，下图按“获利关联度”与“行为支配力”两个维度，将参与主体划分为四种责任象限。
图3 操纵案件中三类角色的责任配置
同一IP地址下单、同一设备MAC/硬盘序列号、同一台电脑登录多个账户、资金同源出入；账户开户人系亲属、员工、朋友；银行卡由行为人实际保管；密码由同一人设置修改。多账户在同一秒内下单、买卖方向完全相反且数量吻合、盈亏归集至同一人。
（四）虚假申报与幌骗：速度型操纵
虚假申报指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后迅速撤单，用以误导市场。此类行为常与算法交易、高频策略交织，实践中形成的判断要素包括撤单率、报单存续时长、是否伴随反向成交、是否在关键价位挂出大额虚假买（卖）盘等。
表 5 虚假申报行为的量化识别指标
撤单率、报单存续时间等指标，为速度型操纵的识别提供了可操作的量化入口，但指标的选取只是证明链条的起点。算法交易环境下的报单行为天然伴随高频撤单，指标高低本身并不违法，关键在于撤单与反向成交、价格冲击之间能否形成稳定的时间对应关系，量化指标只是为这一判断提供客观支点。
（五）抢帽子交易与信息型操纵
抢帽子指行为人先行建仓，随后通过媒体、自媒体、荐股平台公开发布评价或预测，待价格被推升后反向卖出获利。此类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言论自由与投资建议的边界、发布者身份（是否为专业人士、是否控制发布渠道）成为核心争点。
实务中已将信息操控视为操纵行为的组成部分，这与虚假陈述形成竞合。当行为人既控制利好发布又同步拉抬股价时，可能出现同一事实同时落入《证券法》第55条与第56条的射程范围，此时将成为19号第6条协调审理机制的典型适用场景。
表6 “影响力”与“操纵”的技术界限界定
（六）合谋操纵的穿透认定
合谋操纵是操纵市场案件中常见的形态，其认定要件包括：其一主观上具有共同操纵的故意，即行为人之间存在明示或默示的操纵合意；其二客观上具有共同操纵的行为，即行为人之间分工协作，分别实施资金提供、账户控制、交易执行、决策指挥等行为；其三行为结果上具有共同操纵的效果，即行为人的共同行为影响了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
图4 合谋操纵的主体责任分配示意
上图按角色对合谋链条作了层级划分，投资者的民事索赔是否会因“先刑后民”的惯性而被挡在门外或长期中止，才是法释19号真正要回答的问题，这一转换也标志着分析视角从实体责任转向程序衔接。
此外，在现货市场拉抬股价的同时在股指期货、期权或可转债市场建立反向头寸获利，其认定难点在于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传导关系证明，法释19号第15条可参见关于鉴定与专业意见采信的统一规则。
二、交叉与衔接的法律实务解读
（一）行政与刑事数额门槛的衔接
操纵市场案件的一个特有难题是：达到行政处罚标准的行为未必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的数额口径与行政罚没的计算口径也不一致。这种错位在实践中造成两类困惑——移送时机如何把握、以及刑事判决认定的数额能否直接用于行政罚没基数。
表7 操纵市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要件对照
上图逐项对照了行为要件、入罪门槛与财产后果，但对照本身仍停留在静态规范层面。实务中的难点在于两套门槛的交错适用：同一笔交易可能同时满足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却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数额标准；也可能在刑事程序中被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却仍须承受高额行政罚没。数额口径的错位由此成为行刑衔接中最易引发争议的环节，需要结合具体案件动态把握。
（二）量罚逻辑的范式转移
无违法所得仍被处以高额罚款的执法实践，标志着操纵市场量罚不当得利从返还思路转向行为非价思路。以往罚没金额以违法所得为基数乘以倍数，本质上是一种不当得利的剥夺加惩戒；而当违法所得为零甚至为负时，若仍坚持这一逻辑，处罚将失去支点，进而形成“只要没赚到钱就罚不到我”的反向暗示。
图5 操纵市场刑事规制演进时间轴（2011—2026）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为此提供了引致依据：违反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其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操纵的，罚款上限更高，并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和罚款。
表 8 操纵市场量罚因素评估
表8呈现了量罚因素权重的此消彼长，违法所得数额的支配地位明显下降，成交额、账户数量与配合程度等因素的权重持续上升。需要说明的是，权重的再分配并非对获利因素的彻底弃用，而是将其从唯一起点降格为参考坐标之一；在无违法所得案件中，执法文书普遍转向以行为规模、持续时长与市场影响作为说理主线。这一结构性变化对当事人的抗辩策略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图 6 量罚因素权重变化对比（旧实践→当前）
这一变化的实务后果是双向的。对执法机关，它解决了「抓到人却算不出违法所得」的困境，使处罚不再受制于复杂的收益归因；对被调查人，它意味着抗辩的经济价值下降——过去把违法所得算小就能直接压低罚款，如今即便成功证明零获利，罚款仍可能在数百万元至数千万元区间浮动，真正能带来减让的因素转向配合程度、主动消除影响、退赔投资者等态度性指标。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受理与中止
法释19号可归纳为受理、中止、证据、事实四道彼此咬合的装置。将刑事侦查形成的账户组、资金穿透、通讯记录、讯问笔录转化为民事原告可用的资源，恰好命中操纵民事诉讼最难证明的“操纵合意”“交易对应”与“期间锁定”。
规定已为生效刑事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在有关民事诉讼中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民事当事人提交足以推翻定罪量刑事实的相反证据的，应当函告原刑事法院，由后者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审查处理。规定因未达刑事证明标准而未予认定的事实，达到民事证明标准的可以依法认定。
图7 “同一事实／关联事实”二分与程序分流
图中上半部分是分流入口，下半部分是四道装置的展开。右下角标示的“原则上不中止”并非绝对规则，其下方以红色标出的中止入口始终保留；正因为存在真实的例外空间，第五条关于“实质审查”的规定才具有独立价值。
操纵市场刑民交叉案件中“非同一事实"的核心特征包括：其一诉讼主体不完全相同——刑事案件被告人通常为操纵行为人(实控人、操盘团队等)，民事案件被告可能包括上市公司、其他董监高、中介机构等；其二诉讼请求不同——刑事案件的诉讼请求是追究操纵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民事案件的诉讼请求是赔偿投资者损失；其三,、事实认定范围不同——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围绕"操纵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围绕"操纵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表9按条文逐一对应了法释19号在操纵市场场景中的适用。
表9 法释19号核心条文与上市公司操纵市场场景的对应关系
表9最后一行是法释19号中最易被忽略而价值极高的一组条文。条款核心意旨在于：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等发生效力，仍应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上市公司因操纵市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其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不因犯罪认定而当然无效。
图8 操纵市场民事索赔案件受理表
1.中止标准的限缩适用
(1)"必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的限缩解释
法释19号第四条关键词是"必须"，即法院在判断是否中止民事诉讼时，应当采用"必要性审查"标准。四个关键时间节点的识别方法与证明责任见下表。
表10 操纵市场民事案件关键时间节点的识别与证明方法
（2）中止诉讼的两类典型情形
操纵市场刑民交叉案件中，法院通常在以下两类情形下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其一，行为人是否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的事实认定，直接影响民事案件中"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认定，且该事实无法通过民事证据独立查明；其二，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数额直接影响民事赔偿金额的确定，且该数额需要以刑事追缴的违法所得为依据。
但即便在上述两类情形下，法院的中止也应当严格限定在"必要"的范围内，即只对涉及行为人主观过错或违法所得数额的部分中止审理，而对涉及操纵行为存在与否、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部分继续审理。
2.操纵案件“同一事实”的特殊复杂性
操纵的刑民事实重合度介于虚假陈述与内幕交易之间：行为方式（连续交易、约定交易、洗售、蛊惑交易、"抢帽子"、跨市场操纵等）高度重叠，但民事独有的"原告交易与损失的因果计算"不在刑事查明范围。
表11 操纵市场刑事/民事要件对照
证据的流通并不自动等于责任的成立，操纵市场民事赔偿仍有其独立的核心难点，即因果关系与损失的计算。
三、裁判事实与证据的民事转化
操纵市场案中，刑事判决不是民事的前置条件，仍需围绕原告身份、因果关系、公司过错等民事要件重新质证与认定。
表12 操纵市场刑民交叉规范结构的五个支点
（一）免证与质证
受理、中止、免证、质证与扣减五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操纵市场刑民交叉的程序骨架。其中免证与质证两条通道最为关键，下文逐一展开。
1.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免证（第6条）
操纵市场案件中，生效刑事判决通常认定：哪些账户构成操纵账户、操纵行为持续的时间段、采用的拉抬或打压手法、违法所得或避免损失的数额。依第6条，这些事实在后续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无须再举证证明，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为投资者节省了大量举证成本。
但第6条第二款设置了重要的程序安全阀：若民事法庭认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刑事裁判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应及时函告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后者认为原判无错误的，民事法庭应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审查处理。这体现了“统一法律适用”的立法导向，也提示当事人：推翻刑事认定的门槛很高，但并非不可能。
图9 账户组证据链穿透示意
2.案卷的全面民事化（第7条）
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刑事材料进入民事质证，只要未作为刑事定案根据且未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在操纵市场案中，这意味着讯问中的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均可成为民事法庭判断公司过错与原告身份的关键材料。
3.操纵民事举证的蓄水池（第7条）
表13 操纵民事待证要件与刑事案卷证据对照
4.讯问笔录对操纵合意的证明
合谋型操纵的行政认定早已展示"合谋型操纵"的责任结构（实控人与私募合谋）。在法释19号后，刑事笔录中关于"谁发起、谁出资、谁指挥、谁执行"的自认，将直接支撑民事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认定——民事被告的范围将不再止于行政处罚的当事人，而扩展至刑事追诉的全部共犯。这对"市值管理"名义下的合谋型操纵（实控人＋配资方＋操盘方＋中介掮客）的民事追责，是结构性利好。
（二）证据流的实务操作
如果受理与中止解决程序是启动问题，那么证据与事实规则解决的就是证明的问题”。下图以三条程序为轨道，展示了同一批证据在三线之间的流转与转换。
图10 证据在三条程序之间的流转与转换规则
上图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不对称：从行政到刑事，主要是客观证据的客观流转与言词证据的重新收集；从刑事到民事，则是事实的免证输出与材料的开放质证；而民事程序对刑事程序的反馈，只有第8条所设的一条窄门。三类证据在三线中的可用性对照见下表。
表14 三阶证明标准下的证据可用性对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而言，它并非民事免责的护身符，在刑事程序中只是“参考”，在民事程序中不产生免证效力。只有同一事实经生效刑事裁判确认，才能依第6条免证。
1.操纵账户清单与原告身份
刑事判决书中的操纵账户清单，在民事中首先用于审查原告身份。原告账户若在清单之内，公司可据此抗辩其参与操纵、缺乏善意；原告则需证明账户虽被操控但自身并不知情，或已被实际控制人借用。这一审查涉及事实查明与价值判断的结合，是操纵市场民事程序最具技术性的环节。
2.时段、手法与因果关系
刑事认定的操纵时段与手法，用于建立交易因果关系——原告的买卖行为是否发生在股价被扭曲的期间、是否受到操纵行为的直接影响。与虚假陈述的“三日一价”不同，操纵市场的因果关系更依赖价格异常波动与交易时点的对应分析，常需专业机构出具意见。
3.公司过错与共同侵权
刑事案卷中关于“公司发布利好信息”的证据，是判断公司过错的核心。若公司董监高与操纵人通谋，或明知信息虚假仍予披露，则可能构成共同侵权；若公司自身也是被利用的对象，则责任相对有限。这一区分需要在民事程序中通过证据对抗逐步厘清。
进一步的麻烦在于，控制信息操纵与虚假陈述在事实层面高度重叠。一项被指为控制信息操纵的信息披露行为，往往同时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或欺诈发行证券罪，此时需要区分想象竞合还是数罪并罚。六类操纵类型与上市公司常见情形的对照见下表。
表15 法释〔2019〕9号第一条六类“其他方法”与上市公司常见情形对照
四、实务重构：民事赔偿与损失认定及合规防线
《证券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与内幕交易类似，法释 19号并未直接创设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规则，却在三个关键环节上改变了博弈条件。
图 11 操纵市场民事索赔的障碍与被法释19号移除的部分
前三项障碍的清除意味着：一旦操纵行为被行政处罚决定所固定，投资者群体的起诉在程序上已无实质阻力。真正的战场转移到第四、五项——谁能主张自己是受害人，以及损失如何计算。
（一）起诉主体的界定
表16 操纵市场案件中潜在起诉主体的分类与可行性
上表按受损机理将潜在原告划分为五类，支持强度自“拉抬期高位买入者”向“未参与者”逐级递减。这一梯度安排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因果关系可证明性的直接映射：离操纵行为越近的受损者，其交易决策与价格扭曲之间的对应关系越容易还原。就诉讼策略而言，首批案件宜选取识别标准客观、损失边界清晰的类别切入，以个案胜诉逐步确立可复用的裁判规则，再向识别难度更高的类别扩展。
（二）损失计算
操纵市场损害赔偿的技术核心，是估算「若无操纵行为，价格本应是多少」。这在方法论上被称为反事实价格估计，常用路径包括：事件研究法（识别操纵开始与结束两个事件日的超额收益率）、财务模型法（以基本面估值替代市场价格）、以及可比对照法（选取同板块未受操纵个股的价格走势作为基准）。
表17 损失核定专门化
依《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同一违法行为已受到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应当折抵相应刑罚中的罚金。违法所得的追缴与退赔在刑事程序中统一处理，民事侧的请求权则依法释19号第9条与之衔接。三条程序的关键节点与文书对照见下表。
表18 三条程序的关键节点、法律文书与衔接方式
参考已经生效判决的惯例，违法所得的计算期间是证券交易价量因操纵行为受到影响的期间，终点原则上为影响消除日；配资利息、账户租借费不予扣除；其他市场因素带来的获利原则上不予扣除。
（三）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的双层结构
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件中,投资者主张权利的核心前提是证明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交易因果关系解决"投资者是否因信赖市场公平交易秩序而作出投资决策",损失因果关系解决"投资者损失是否因操纵行为而产生"。
操纵市场行为对投资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在操纵行为人建仓期间，股价被人为推高，投资者在高位买入，操纵行为人出货后股价下跌，投资者承担损失；其二，在操纵行为人出货期间，股价被人为打压，投资者在低位卖出，操纵行为人低位建仓后股价回升，投资者承担损失；其三，操纵行为人通过虚假信息、蛊惑交易等手段，诱导投资者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投资者承担损失。
（四）上市公司连带责任的认定
上市公司在操纵市场案件中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包括:其一《证券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禁止任何人操纵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通过虚假信息配合操纵行为。其二《证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违法"的民事赔偿责任，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三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金融法院在某首例案件的裁判中划出了一条可操作的边界：合法的市值管理以公司质量提升为实质、以信息披露为约束、以价格发现机制不受破坏为底线，据此形成的合规防控清单。
表19 上市公司应对操纵市场风险的合规防控清单
上市公司在操纵市场案件中不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包括：其一，操纵行为人未借助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操纵手段仅限于二级市场交易行为，上市公司对操纵行为不知情且未参与；其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虽存在瑕疵，但该瑕疵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缺乏直接因果关系；其三，上市公司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行政责任，且该责任涵盖了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全部情节，法院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上市公司的民事责任。
三起实控人操纵案例
三道防线的具体动作及其相互衔接见图12。
图12 三道防线的具体动作与相互衔接
图中所示的三道防线并非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事前防线的目标是使交易行为本身具备可解释的正当性；事中防线的目标是在出现异常波动或质疑时及时止损并统一口径；事后防线的目标是让刑事、行政、民事三线同步推进时保持事实陈述的一致性。三者之间的衔接点，是同一套底稿。
（五）并发形态的处理
真实的资本市场违法很少以单一形态出现。典型的组合是：先以未公开利好配合拉抬（操纵 + 内幕信息），期间发布夸大公告维持价格（虚假陈述），最终高位减持变现（内幕交易或短线违规）。这种复合结构对法释19号提出了最严峻的考验——三个程序、四种责任、多组当事人，如何避免重复处罚与矛盾认定。
表20 并发违法的定性竞合与处理原则
民事赔偿以填补投资者实际损失为限，不因行为人被认定为多种违法而倍增；而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则具有惩罚属性，可并行不悖。当三者同时指向有限的责任财产时，《证券法》第二百二十条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就成为最后的平衡器，但其落实仍依赖法释19号涉案财物协同机制的进一步细化。
操纵市场案件中，投资者民事赔偿相对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处于优先受偿地位。这一规则的法律依据是：其一《证券法》第220条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其二《刑法》第36条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而退赔被害人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执行。
结论
上市公司在操纵市场案件中的角色日益复杂：既可能是受害者（股价被第三方操纵导致声誉与融资受损），也可能是责任主体（大股东为保质押、稳股价而授意拉抬）。法释19号的施行为操纵市场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提供了系统的程序规则。上市公司是否承担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连带责任，应当根据是否构成信息披露违法、是否配合操纵行为、是否与投资者损失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作出认定，与民事赔偿的优先性等程序规则，共同构成操纵市场违法行为的立体追责体系。
本文为《证券刑民交叉司法解释研究》系列最后一篇（共三篇），系列完结。系列之一为《虚假陈述篇》，系列之二为《内幕交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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