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工作要点总结
2026-11-10
一、前言
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工作目的在于帮助公司更好地了解被检单位是否满足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指标（包括公司内部指标或及国家、国际法律法规标准）。由此，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工作在于检验既有的合规安排能否在真实业务中识别、预防、发现并处置风险，进而形成可核验、可整改、可复评的结论。
一般而言，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是集团母公司对下属海外分公司、子公司具体合规经营情况及法律风险进行系统化摸排的重要手段，也是国有企业受国资委及相关法律、文件要求，明确掌握下属单位合规情况并整改的必要措施。由此，在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过程当中，一般有三方主体，即律师、汇报单位（集团母公司）、被检单位（海外公司）。集团母公司希望能够看到最真实全面的海外公司合规经营情况及暴露的问题、海外公司希望报告尽可能避免问责及整改、律师则需要深入结合海外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呈现合规经营情况，须通过客观证据形成专业判断，避免评价演变为单纯问责或形式化验收。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2号）第二十七条要求中央企业定期开展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第二十八条要求将合规管理纳入对所属单位的考核评价；第十八条要求针对涉外业务重要领域结合所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制定专项合规管理制度，第三十九条要求中央企业推动所属单位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这些规定为集团推进境外单位评价提供制度基础，但所属单位应采用独立文件、集团制度本地化附件或流程嵌入等何种实现形式，仍须结合集团制度、适用法律和有效运行证据具体判断。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发改外资〔2018〕1916号）明确其适用于境外经营相关的境内企业及境外分支机构，内容覆盖架构、制度、运行机制、风险评估、审查改进和合规文化，性质为供企业参考的指引。GB/T 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为现行推荐性国家标准，ISO 37301:2021提供体系建设与运行的参考框架；ISO 37302:2025则专门围绕有效性评价提供指标、方法与持续改进指引，并非可认证要求。
（企业合规流程一览图）
二、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工作流程要点
（一）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基本工作流程
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是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中的一类法律专项服务类型。因为涉及到涉外子公司的相关合规情况，在合规评价内容、实务操作层面、法律理解适用当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与境内评价相比，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多法域规则识别、语言与文化差异、远程取证限制以及集团管控与当地公司治理要求之间的协调。但其整体工作流程要点基本与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专项法律服务一致：包括前期工作规划制定、工作指标确定、被检单位提供材料/实地访谈、有效性评估、被检单位澄清、形成报告六个主要工作流程节点。
（二）把握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各方利益与要求
法律是平衡的艺术。在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过程当中，必然涉及汇报单位及检查单位之间利益的矛盾。在诸多有效性评价的专项法律服务中，律师常常会面临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汇报单位要求律师尽可能地在报告中深入挖掘、展现问题、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被检单位又尽可能希望甚至阻碍律师在报告当中表现问题。这既是被检单位作为下级单位，不希望在上级单位呈现诸多问题，表明自己工作存在漏洞。也是被检单位抗拒有效性评价后的整改工作。
部分律师可能因为汇报单位过于要求相关法律法规依据，而忽视律师自身的经验判断，致使最终呈现报告内容问题展现不充分。部分律师可能因为被检单位的大量修改反馈意见，致使最终呈现给到汇报单位的报告往往一团和气，丧失其自身独立性。从实务经验出发，有以下评价重点。
1、涉外单位的实际情况与指标要求。依据国资委《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42号）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央企业应当将合规管理作为法治建设重要内容，纳入对所属单位的考核评价。”央国企下属涉外子公司从合规角度上也仍然属于中央企业所属单位，应当参照适用有关国家标准。部分涉外单位以境外实际情况不同等理由主张相关指标项不适用，实质上并不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但是律师开展有效性评价时也应当在指标的范围内充分考虑涉外单位的实际情况，以某发电企业为例，指标要求其应当建立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但一般发电企业都不具有且无需具有知识产权，相关指标对其确实不适用。如强行要求其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后续被检单位还须针对该问题进行整改，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优化调整，反而浪费被检单位的相关资源。
2、合规指标的法律依据与实务经验。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外部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国资委制定的相关合规的规范性文件、以风险防范为导向的合规管理文件、合规管理体系标准及其他因素（包括地方国资文件等）。但当前合规法律依据中仍然有大量指引性、建议性条款及表述，这些非强制的相关法律依据有赖于律师对于当前国资委等的相关态度及具体合规实务经验情况进行判断。以所属单位是否要设立独立的制度体系为例，《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央企业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完善合规管理制度，推动所属单位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虽然该法律实质上并未明确要求所属单位必须建立合规管理体系，也并未要求所属单位就各个领域建立单独的制度体系，部分中央企业可能认为只需要中央企业已经制定符合规定的合规管理制度，就对所有所属单位进行适用。但当前北京国资委相关态度以及当前诸多央国企集团合规实践，已经默认中央企业所属单位也应当建立独立的合规管理体系。在进行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过程当中，相关指标也应当根据最新的实务情况进行调整。
律师在具体工作当中应该平衡好：以汇报单位要求为主要工作指标要求，但是同时兼顾被检单位的实际情况，鉴别被检单位主张是否符合合规管理具体要求。由此有效把握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中的各方利益和要求。
三、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工作实操要点
（一）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核心是一套明确可操作的评价指标
1.明确的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是连接规范要求、检查材料和整改动作的枢纽。所谓明确，是指每项指标均能识别评价目的、适用对象、合格基准、需要取得的证据及评价期间。一般而言，合规管理涉及公司治理、市场交易、安全环保、劳动用工、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海外经营、财务税收等诸多领域，往往指标较为宽泛、主观。应按实际风险确定重点及应当检查具体的指标项，而非把所有主题无差别作为检查指标。
同时评价指标还可能存在未能区分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情况。部分指标停留在是否存在相关法律制度、相关材料的程度。拥有《合规管理办法》仅能证明制度可能已建立，不能证明关键岗位已经明确知悉、业务部门已经明确执行。一个可核验的指标，至少要覆盖制度设计、执行记录以及运行结果三个层面，必要时还应当考虑是否增加管理层监督和整改验证的材料检查。
2.可操作的评价指标
明确的评价指标是从汇报单位、律师的角度而言，能够明确反映合规管理体系是否有效，。而可操作是从被检单位角度，能够展现、操作、整改的具体指标内容。以实际案例中的指标为例，汇报单位向我方提供如“是否存在公司治理僵局隐患”的相关指标。
对于被检单位而言，相关指标过于空泛。如何评价公司是否存在治理僵局隐患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检查材料和评价标准。仅以股东人数或席位比例判断治理僵局并不充分；还须核验保留事项的表决条件、董事任期和替补机制、当地公司法强制规则以及历史决策的实际耗时。若不存在触发争议的事实，可判断“未发现现实僵局”，但对制度性阻滞风险仍应单独提示，以防“过去没有发生”替代“未来不会发生”。
另以“法务合规部门对合同全流程参与”为例，境外机构规模较小，合同管理与合规管理可能由同一部门承担，或部分合同审批统一上收集团。不能仅以是否设独立法务岗位作为评价终点；可核查合同分类与授权阈值、模板或条款审查、签署前审批、履行变更预警、争议处理及材料留痕，判断实际存在无利益冲突且可证明的复核机制。
如对于上述类型的被检单位设置“对于合同内容全流程参与”的指标，则需具体考虑被检单位情况。究竟是难以形成过程性记录材料，还是人手情况难以实现。
（二）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方式
对涉外合规管理体系进行有效性评价的方式，应当遵循如下的基本原则以保证其基本的合理、有效：
（1）合法性依据原则。首先识别对被评价实体及其交易真正适用的规范，并按强制性义务、集团内部控制要求和参考性最佳实践分别作出判断。评价表述不得将美国或英国的执法指引当然作为第三国公司的法定义务，也不得因为集团文件沿用国内制度名称就忽略当地强制性劳动、隐私和公司治理规则。
（2）独立客观原则。对于所有的有效性评价指标，形成结论至少有一项可核验的原始记录或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支撑。管理层自评、制度文本和过程性文件均有参考价值，但不能单独证明合规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相关评价的作出必须有充分客观的证据材料。评价过程中不能过度受到被检单位的影响，但发现不利证据时，应给予被评价单位澄清机会，完整记录其解释和律师最终判断。
（3）比例适当原则。评价资源应向高风险的国家地区、业务链条、关键问题倾斜；低风险、低频事项可采用简化抽样。应当充分考虑被检单位的具体情形、实际情况，抓住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主要矛盾。
（4）全面覆盖原则。范围应覆盖机构、制度、关键业务、人员及相关第三方，既防止只看合规部门材料，也防止无差别罗列所有法律条款。对高风险节点开展穿行测试，从业务发起、审批、交易执行到监督整改追踪完整链条；对于集团与境外单位共同承担的控制，应分别检查交叉部分。
（5）实质性原则。合规体系有效不等于评价期间零违法、零投诉；有投诉但能及时发现、独立调查并整改，可能说明发现与响应机制发挥作用。相反，长期无异常、无争议而缺乏缺少监测记录、应急处理经验，也不能当然证明高水平合规。应将设计充分性、执行有效性、风险控制效果和持续改进分别作出判断，以避免结果导向的单一误判。
（6）可比性、可追溯与动态改进原则。跨国别、跨年度比较须在相同指标口径、观察期间和风险暴露条件下进行；指标差异和“被检单位主张不适用”的项目要作说明。所有结论应回溯至证据编号、访谈对象、抽样总体和法律依据。
（三）涉外合规管理体系需要结合当地法律及所涉行业具体情况
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不可避免地需要结合当地法律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一般应当将相关需要结合的涉外法律、法规等内容体现在指标当中。例如，指标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应当具体考虑当地的反垄断、反洗钱、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跨境、劳动用工、财税合规等方面的已有规定、最新修订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情况。
同时，有效性评价也需要考虑被检单位的具体行业情况。以电厂为例，就需要重点考虑其生产安全、环境保护和劳动用工的相关合规体系。其中生产安全合规体系，包括生产安全相关管理条例、安全预案制定、安全生产相关证书等，同时结合当地具体法律情况对于电力行业的生产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则需要考虑人员的环保证明、企业的环保证明，是否满足最新的法律要求。
除去直接体现在指标当中，也可以在报告当中重点结合具体的行业及当地法律情况再进行重点合规风险提示。充分评价相关企业是否符合行业监管要求及当地法律规定。
四、如何呈现一份独立、准确的涉外合规体系有效性评价报告
不同律师团队撰写的涉外合规体系有效性评价报告风格不一，但整体上都需要满足独立、准确的要求。如前所述，一份独立的涉外合规体系有效性评价报告需要律师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而非被检单位或汇报单位的主观想法要求出具。
评价报告应区分不同的问题情形，包括已确认的不符合强制性义务、不符合集团制度或授权的管理问题、缺乏充分执行证据的体系有效性不足、暂未触发但需提前准备的监管变化或潜在风险、被检单位自述不适用或不存在相关问题。前两类应指明具体规范条款及适用理由，第三类强调控制目标、缺口和后果，第四类则注明预测性或条件性判断，第五类则需要根据汇报单位的认可程度进行确认调整。对法律、事实仍存在争议的内容，应说明双方观点及证据不足之处。
上述内容均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在报告当中进行用准确的语言予以表述。例如，报告中涉及“未发现问题”的表述应限定在抽查范围、评价期间和可取得资料内，通常使用“在本次已执行程序及取得证据范围内，未发现……”；原则上不提供对所有合规情况进行绝对保证。对于无法走访、无法获取底层台账、当地律师意见尚缺、过程性文件缺失或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应披露限制及对总体结论的影响，必要时调整结论或提出补充评价建议。对于被检单位自述且没有其他材料佐证的，应当明确注明：“被检单位自述……”，以此保证相关材料的客观性。
整改建议须与问题严重程度相对应，并体现轻重缓急。重大违法及安全风险建议立即止损、暂停并迅速整改。高风险制度缺陷要求在明确期限内补强制度、授权等材料性文件及配套实质性措施。一般问题通过修订制度等形式具体解决。尽量给被检单位提供完善、准确的操作方式指引及整改建议。
在律师、母公司及被检单位三方反馈阶段，可将事实核对稿与评价结论分开处理。被检单位有权对事实错误、材料遗漏和当地法律适用提出证据化意见，委托方可就指标解释和管理优先级提出意见，律师独立决定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发现，并在必要时保留不同意见记录。敏感问题的法律分析、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按照保密安排控制分发范围，避免报告传播引发新的合规风险。
五、总结
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真正价值，是帮助集团穿透境外机构的制度文本和自评说明，准确识别当地经营活动中合规控制的实质情况。律师应以经确认的指标为工作起点，以适用法律和集团规则为判断边界，以真实业务、过程记录及交叉证据为评价基础，客观、真实、准确地呈现被检单位的合规建设水平与运行效果。
具体实施中，首先要注重指标的明确和可操作性：指标既不能停留于抽象口号，也不能无差别要求所有境外单位复制国内管理架构；其次要对被评价单位的自评、集团的预设判断和第三方提供的材料都应独立核验；再次要区分强制性法律义务、企业内部承诺与推荐性实务指引，充分考虑当地法律、行业风险及跨境取证限制；最后要保证评价结论能够转化为责任明确的后续整改结果。
一份高质量的评价成果，应当既能够向母公司说明境外机构的重大风险与管理薄弱环节，又能够让被评价单位理解每项发现的事实基础、适用标准和整改路径，更能够经受复核和后续监管检验。评价不是以没有问题来证明体系良好，也不是以列举问题来证明工作深入，而是以独立、准确、可操作的证据化判断推动企业持续改进。只有将评价结果纳入年度风险识别、制度更新、培训、内部审计和经营决策，涉外合规管理体系才能由静态制度转变为可持续发挥作用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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