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恒探索

法律顾问服务的价值重构探讨

201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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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及其问题


法律顾问业务是律师最传统的业务之一,每一个律师从实习开始,都对其耳熟能详。“日常生计靠法律顾问业务,想要发财靠诉讼”,老律师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然而,问题是存在的。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常年法律顾问收费很低甚至是象征性的,而有些常年法律顾问收费却可以高达百万?一个顾问单位一年都没什么事情,有些顾问单位合同审核事务就一天好几起,究竟该如何收费?常年法律顾问业务的内容和范围究竟是什么?法律顾问给客户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这些问题,其实不仅仅困扰着律师,也在困扰着我们的客户。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颁布的《法律顾问业务指引》,关于法律顾问的业务范围罗列了近二十项,简直无所不包。从电话咨询,到法律培训,到出具法律意见,到协商谈判;从合同法律事务,到公司治理,到环保质量公司合规。然而,这一业务指引涵盖的领域之广,对律师的业务能力和经验的要求之高,是一般法律顾问业务无法企及的。

 

更多的法律顾问合同语焉不详,或者用语模糊。客户认为,只要不是诉讼,就是法律顾问服务,你说收费低,谁让你签来着。律师心里则在想,为什么这个客户天天咨询,叫我写合同,这点钱这么大的工作量,不把人饿死才怪,要是有官司就好了。时间长了,顾问律师不再把顾问单位的法律风险防范作为工作目标,而是把顾问单位当作培养诉讼业务挣高额律师费的基础。这些现象,我称为是客户与顾问律师的双向心理扭曲。

 

但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我从事法律工作抓耳挠腮多年,也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谨以此文,做个探讨。

 

二、法律顾问服务分类之再造

 

习惯上,律师会把律师业务分为两个大类,一个是诉讼业务,一个是非诉讼业务,概念当然不周延,就拿诉讼业务来说,可能在习惯上也应当包括仲裁业务和劳动仲裁业务。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争议解决业务和非争议解决业务,然而这样概念也同样不周延,因为争议解决业务当中还包括争议的调解和协商解决,从一般概念来看,又属于非诉讼的范畴了。法律顾问服务,显然属于非诉讼业务的,调解和协商解决争议,应当包含在法律顾问业务当中。

 

法律顾问服务的类型一般分为两个大类,即常年法律顾问业务,处理一般性法律事项;专项法律顾问业务,处理专门性法律事务。随着证券法的颁布,证券类法律顾问业务逐渐专业化,已经开始区别与一般的专项法律顾问业务了。

 

把法律顾问服务按照法律部门或者领域来划分,显然是不太明智的,因为客户的法律服务需求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综合性,即使是一般的合同审核,也涉及到诉讼法的知识。

 

对法律顾问服务的分类,目的无非是确认律师提供的服务到底是什么,客户到底能够得到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建议将法律顾问服务分为三类:

 

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法律顾问服务和证券类法律顾问服务。

常年法律顾问,是按照年度来计酬,跟具体项目相分离的法律服务,如一般性法律问题的咨询,日常经营合同的审核,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建议等;

项目法律服务,则是为了实现客户特定项目的商业目的或者其他目的,而专项进行法律顾问工作;

证券类法律顾问服务严格意义上讲,也是项目法律服务,然而证券法律服务的特殊性很明显,律师的主要工作在于审核客户在信息披露上是否合规,审查判断客户是否符合发行证券的条件,律师与其说是为客户服务,不如说是在为公众服务。

 

三、法律顾问服务的四个层级

 

法律顾问服务是有层级的,更明确一点说,法律顾问服务对客户商业事务的贡献度,给客户带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以合同审核为例,这种层级的区分就十分明显。

 

一个客户给笔者打电话说:“王律师,我有一份合同需要签订,条款我都拟好了,就是觉得不像合同的样子,你能不能用法律语言给我改一下?”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法律顾问工作呢?可能还算不上,如果合同真的像这位客户所说的那样,已经具备了合同的全部条件,没有错漏,仅仅是需要法言法语进行优化,这样的服务贡献之低,恐怕还不构成法律顾问服务,充其量只能算是法律秘书服务或者叫做代(写法律文)书服务。

基于表面风险防范的法律顾问服务

 

客户草拟的合同,是对客户商业行为和商业目的的描述,但在合同的措辞、结构上存在问题,可能产生争议,还有的合同明显存在条款缺失,对于这些问题,顾问律师可以从合同的字面上看出风险的存在,从而进行完善。这是法律顾问服务的第一个层级,即表面风险防范。

基于商业判断的深层次风险防范法律顾问服务

 

经验丰富的顾问律师,除了审核合同的措辞、结构、完整性之外,还会考虑合同权利义务的均衡性问题,提示因合同权利义务不均衡可能给客户带来的商业风险。在这一顾问服务中,顾问律师的工作除了法律之外,明显介入到商业判断中来。顾问律师基于执业经验,会接触到大量的合同,涉及到多样的商业安排,如果顾问律师在这个层级上能够提供专业的意见,则进入了法律顾问服务的第二个层级,基于商业判断的深层次风险防范。

 

决策参考型的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法律顾问服务

 

上述两个层次的合同法律顾问服务,涉及的都是单一的文本审核工作,律师并没有深入地介入到客户的商业安排过程当中。然而,客户的需求往往不限于此。我们常常发现,客户在要求进行合同审核时,涉及到系列合同、协议之间的协调,孤立地审核任何一份合同、协议,都不足以防范法律风险;此外,一份重要的合同,往往出现多个版本,版本之间的差异性,体现这客户针对合同与商业对手的谈判进程。顾问律师在提供这些法律顾问服务时,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项目法律顾问的角色,进入了法律顾问服务的第三个层次——基于项目的法律顾问服务。PMI关于项目的定义是:项目是为创造特定产品或服务的一项有时限的任务(其中:“时限”是指每一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特定”是指一个项目所形成的产品或服务在关键特性上不同于其他相似的产品和服务)。在基于项目的法律顾问服务过程中,顾问律师提供顾问服务的目的,与前述两个层次中就文本而谈文本的顾问服务已经完全不同,所有的顾问服务的目的在与实现客户的项目商业目的。

整体设计型的法律顾问服务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层次的法律顾问服务也是最高层次的法律顾问服务。在这个层次中,法律顾问从审核者的角色(第一、第二层次)、军师的角色(第三层次)升级到了设计者的角色。

 

场景1:客户提出商业目的,顾问律师基于自身的经验,以商业模式的设计为起点,与客户共同讨论决定商业目的的实现路径,根据决策的结果,对各种合同、协议文本进行结构性安排和具体的起草;

场景2:客户需要与交易对手进行协商以实现商业目的,顾问律师从利弊分析入手,利用法律知识和谈判经验,帮助客户开展与交易对手的谈判工作,合同中每一条款的最终完成,都与律师主动思考和设计息息相关。顾问律师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顾问,不顾不问,而是客户的引路人和并肩前行的合作伙伴;

场景3:客户与交易对手发生争议,但避免诉讼显然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律师通过分析总结争议事实,掌握证据,代表客户与对方进行接触,提出解决争议的合理方案,就方案与交易对手协商谈判,取得解决争议的结果,这一场景,其层级几乎等同甚至超过诉讼争议解决。

 

四、重新定义法律顾问服务

 

有了对法律顾问服务四个层级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法律顾问服务重新定义了。

 

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涉及而且仅应当涉及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法律顾问服务。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客户提出常年法律顾问需求时,所针对的是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一年)日常法律风险的防范。这些日常法律风险,来自于客户业务范围内的日常经营行为。客户并没有提出诸如决策参考、模式设计之类的高层次需求(试图占律师便宜的客户除外)。当然,由于行业不同,涉及的法律领域也不同。生产和销售类的公司不一样,产品类公司和服务类公司不一样,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一样,一般金融企业和从事投资业务的企业又不一样。企业规模也不一样,销售额数十亿的公司和销售额在一两千万的企业当然会有顾问服务工作量上的差别。尽管如此,让我们牢牢记住,不管给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都只应当限于表面风险防范和基于律师商业判断能力的法律顾问服务,否则,律师将承担大量的义务劳动,而承担超出承受范围的执业风险;否则,客户或许能占到律师少许便宜,但反而因不能给到律师足够的信息和判断依据,丧失了依托律师工作充分防范法律风险的机会。

 

除实在太过简单的以外,所有的项目类法律服务和基于法律设计的顾问服务都应当定义为项目法律顾问服务,另行签订合同,并收取律师费用。这些服务包括协商争议解决的服务,包括所有非日常项目的法律服务,例如对外投资合作,例如技术许可,例如反舞弊。我们在实践中的一个做法,体现了我们关于法律顾问服务层次的认知。对于构建合同管理体系和合同范本体系,我们不再放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范围内,而是作为专项法律顾问来看待,原因很简单,从单一合同的审核到合同体系构建的演进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合同体系的构建中,我们要整体考虑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客户的商业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对合同利益做出有意识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取舍,律师早已不再是对单一商业行为的风险防范,而是对客户整体商业利益的整体风险防范方案设计。

 

在法律顾问服务的收费体系中,对应不同层级的顾问服务,当然也要有所考虑。比如,常年法律顾问之所以往往难以高收费,原因其实是客户对律师角色的要求不高。假如律师提出了高昂的顾问费用,客户也会相应地将第三、第四层级的法律顾问服务自觉不自觉地强加给律师,反而使律师进退两难。对于决策参考型和设计者角色的法律顾问服务,也应当对项目的复杂程度、律师的创造性作用进行综合性地全盘考虑,确定合理的律师收费。

 

五、团队化的法律顾问服务

 

为什么团队化的法律顾问服务更具优势?

 

应当承认,过去的法律顾问服务大多不是团队化的,证券法律服务专业化以后,团队模式成为证券法律服务的通常模式。笔者认为,法律顾问服务之所以没有及时走入团队化模式,当然有多种因素,但也与律师对于法律顾问服务认识不到位有着直接关系。

 

律师通常认为,法律服务的人身属性很强,客户找到律师,是基于对该律师个人专业能力的信赖和该特定律师的沟通方式的信任,多年前,还有“买猪不买圈”的形象比喻,认为律师的个人吸引力远远超过律所的品牌吸引力。

 

客户对于团队式的法律顾问服务也有疑虑,如果从单个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转换为团队法律服务,由于服务人员的增加,会不会导致律师费用的增加?同时,团队式的法律顾问服务,必然导致将部分法律事务交给较为年轻的律师来处理,是否会导致法律顾问服务质量的下降?

 

通过以上对于法律服务层级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团队法律顾问服务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对法律顾问服务本身的解构,并按照不同的法律服务层级匹配法律服务团队内部的人力资源。下图以假想的中型企业为例,解释这一模型的有效性,其中有效年度工作时间、费率水平、律师费额等指标均为虚拟:

服务层级与团队律师匹配模型

 

法律服务的层级

质量要求

匹配的团队律师

有效年度工作时间

费率水平(元/小时)

年度律师费额

表面风险防范

认真、细致、表面完善

初执业律师

100

500

50,000

基于商业判断的深层次风险防范

表面完善+有效的商业判断

执业年限在三年以上的律师

50

1000

50,000

决策参考型的法律顾问服务

有效的商业判断+决策参考

资深律师/合伙人律师

50

2000

100,000

整体设计型的法律顾问服务

决策参考+整体设计

专家型律师/高级合伙人律师

50

3000

150,000

合计



250


350,000

 

传统的个人法律顾问的模型见下表:

 

服务层级与个人律师匹配模型

 

法律服务的层级

质量要求

匹配的顾问

有效年度工作时间

费率水平(元/小时)

年度律师费额

表面风险防范

认真、细致、表面完善

初执业律师

250

500

125,000

基于商业判断的深层次风险防范

表面完善+有效的商业判断

执业年限在三年以上的律师

250

1,000

250,000

决策参考型的法律顾问服务

有效的商业判断+决策参考

资深律师/合伙人律师

250

2,000

500,000

整体设计型的法律顾问服务

决策参考+整体设计

专家型律师/高级合伙人律师

250

3,000

750,000

 

由上述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出,尽管客户聘请初执业律师或者执业三年以上的律师作为常年法律顾问,其费用要低于团队法律顾问,但从服务质量而言,只能满足表面或者一般商业风险防范需求。客户聘请资深律师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尽管质量上有了保障,但费用额度要显著高于团队法律顾问服务。因此,基于法律顾问服务层级的不同需求,团队化的法律顾问服务,在质量和价格两个维度上,对于法律顾问服务有明显的优化效果。

法律服务团队的组建和架构

 

为了实现更高的法律顾问服务性价比,必须合理搭建法律顾问团队。团队需要有领导者、不同职能的律师和统一的对外联系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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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平台中,最为重要的是资深律师/合伙人的角色,虽然其不是团队的领导者,却实现着两个重要功能:

 

一、负责与客户的统一联络;
二、负责顾问具体工作的分配。
客户需要统一的联络人,统一的联络人不仅要负责内外信息的通达,还要具备足够的商业知识和理解能力,正确理解客户的诉求,有效地给予客户最为恰当的反馈。团队需要统一的业务分配人,这个各分配人要负责能够识别业务层级,将任务分派给初执业律师、执业年限三年以上的律师、自己或者专家性律师,并且有效进行信息的管理。

 

专家型律师同时具备高级合伙人的身份,因此天然是团队的领导者。团队的领导者一方面对外承担质量责任,另一方面从联系工作中脱离出来,集中精力对客户的总体法律需求进行把控,对客户的法律风险进行宏观的管理。

 

执业年限三年以上的律师与初执业律师紧密合作,对每一个具体业务的细节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审核、评估,保证业务终端的处理质量。

六、结语

 

优质的法律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的满意度为律师带来收入。传统法律顾问的模型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社会的复杂法律需求,对法律顾问服务进行价值重构,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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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卓

     

合伙人/律 师

 


王煜卓,德恒南京办公室管理合伙人、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并购、跨境投资、技术转移等。

邮箱:wangyuzhuo@dehenglaw.com


声  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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