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系列:违法违规的合同效力如何——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例外情形(第16条)
2026-11-16
思维导图:

法条原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 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
(一)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
(二)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
(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
(四)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
(五)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据前两款认定合同有效,但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话题导入:
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一定会无效吗?什么情况下能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所称的“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当事人存在行政违法、刑事犯罪行为时,案涉合同是否也必然会被认定为无效?
分析解读:
一、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强制性规定是指当事人不得依约定加以排除适用的规范,本质上体现了国家公权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对私人自治的干预。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原则上无效;但在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例外情形下,不否定合同效力。这是因为,有的时候合同虽然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就此认定合同无效将带来难以容忍的不合理结果,导致案件处理失去公平正义。此时,应当适用但书例外规定。
在强制性规定如何影响合同效力的问题上,过去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等司法性文件及主流观点均采用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做法,即通过辨别合同违反的强制性规范性质的思路来进一步认定合同是否无效。《九民纪要》第三十条规定了区分规范性质的各类考量因素,同时列举了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但上述分类方法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提供足够明确的指引,反而产生同义反复、循环论证等困境,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等实践误导。[1]因此,《民法典》并没有将此种表述上升为立法。
实际上,相较于对强制性规定性质的辨别,在规范保护的法益和合同利益之间进行实质的价值权衡才是判断违法合同效力的关键。[2]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六条最终并没有采取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技术,[3]而是采取了对《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53条第1款的但书例外进行解释的方法,对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作出了列举性规定。[4]
在判断合同是否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时,首要考虑因素为强制性规范的目的,其次是对该规范欲保护的法益和合同法益等利益冲突之间进行权衡,[5]简言之,就是由法官裁量为了实现该强制性规定所欲追求的目的,是否有必要宣告案涉合同无效。根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六条本条司法解释第1款的规定,当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时,若符合本条司法解释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且满足“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前提条件时,合同并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一)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
违反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须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若行为人承担公法上的责任即足以保障该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实现时,此时没必要再通过合同无效来实现立法目的。如果行政责任就足以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则合同有效。如公司未经登记即开展经营所签订的合同,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予以行政处罚,但签订的合同并不因此当然无效。
关于犯罪行为是否影响合同效力的问题,需区分合同内容违法与缔约手段、方式违法。首先,需要区分犯罪行为涉及的是合同内容还是订立合同的手段、方式。若合同的内容违反刑事法律规定导致当事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当事人订立了买卖枪支、毒品、人口的合同,此时合同当然会被认定为无效。[6]但是,若合同内容本身并不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实施的其他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导致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此时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若因此存在意思表示瑕疵,如订立合同过程中一方实施诈骗行为触犯刑法,则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处理。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实务中,借款人涉嫌或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很多裁判观点都认为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并不因此当然无效。[7]这一立场已被2026年9月2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刑民交叉司法解释》)确认并扩展:第十七条明确“涉刑合同不当然无效”,合同效力应依民法典独立判断;第二十一条进一步规定,主合同涉罪不当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仅能以担保合同自身存在欺诈、胁迫等法定可撤销事由为由请求撤销,法院应结合担保人的职业身份、认知能力、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认定过错程度。
此外,还需要注意犯罪主体与合同主体是否同一,以及犯罪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阶段还是履行阶段。犯罪主体与合同主体不一致的,个别主体的罪责不当然免除其他民事主体的合同责任,根据《刑民交叉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经办人个人构成诈骗,合同相对人仍可能依表见代理规则向被代理人主张合同效力。犯罪行为发生于履行阶段的,原则上不影响已成立的合同效力。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5)民提字第128号〕中,[8]法院认为,行为人以所在单位名义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其所在单位也应对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类型
本条司法解释列举了以下五种情形,在符合此五种情形的情况下,即使违反强制性规定,也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1.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的。
这是比例原则在合同无效场景下的典型适用。比例原则是指法律要实现的目的和手段要成比例,不能用过重的责任来实现一个较小的目的,这是公平原则的应有之义。[9]在此种场合下,需要衡量的是合同无效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和合同无效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权重。即使合同违反旨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强制性规定,但如果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损害显著轻微,而认定合同无效造成的代价或成本过高,此时认定合同无效会给案件处理带来不公平的结果,因而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必要性不足。
2.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
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违反该强制性规定,但并不影响该利益的实现的,则无需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无效。
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1款的规定,开发商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之一是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该条旨在实现国家利益,并非为了实现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若当事人订立转让合同违反这一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但没有必要认定合同无效,因为认定合同有效通常并不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10]
3.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
强制性规定规制的当事人为一方还是双方,通常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仅为一方当事人,此时必须考虑认定合同无效可能对未被规制一方造成的后果是否显失公平。当未被规制一方当事人对对方的违法行为不知情且不应知情时,仍要求其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对当事人而言风险过大,也会对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造成冲击。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对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资产负债比例作出了具体管理要求,如果商业银行与借款人签订贷款合同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并不会因此导致贷款合同无效。这是因为该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而借款人对于银行的行为并无审查能力,也无审查义务,由其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无法保障交易安全。商业银行违反该条规定的,应当交由金融管理部门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予以规制,但并不影响其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11]
4.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利用违法无效制度攫取不正当利益。合同订立时,若当事人欠缺强制性规定要求的某种资质,但订立后当事人已经具备取得该资质的条件,却要违背诚信原则不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资质,此时认定合同无效,明显有悖诚信原则。
例如,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第2款明确规定,“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并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践中另一常见的情形为商品房预售领域。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在合同订立后已经具备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的条件,却因为房价暴涨受利益驱动,故意不去办理预售许可证明并以此主张合同无效。此种行为违背诚信原则,法院若支持其主张,会造成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公平结果。[12]因此,此时不应当以此认定合同无效。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违反交易资质的规定是否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若交易资格或批准证书无涉公序良俗,则违反此规定订立的合同未必无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未领取营业执照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不得从事房地产中介活动,该规范旨在维持市场秩序,具有管理性的功能,违反该规定缔结的中介合同并不应认定为无效。如果民事主体从事特定交易时未取得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的交易资质或批准证书,交易资质或批准证书又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合同通常会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但是,该规范的关键在于民事主体必须具备某种能力否则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若合同当事人已经具备补正条件而违背诚信原则不补正,则可适用本项规定,法院可认定该合同不因此而无效。
须注意,若当事人构成违背诚信原则滥用合同无效制度的行为,即使在原则上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法院也会基于诚信原则修正具体规则。例如,若一方当事人在缔约时明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但在履约过程中又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即使不符合本项规定的情形,法院从维护诚实信用的社会效果出发,也会例外地在个案中以诚信原则修正该强制性规定,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13]
5.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项为兜底性规定。法律的其他规定如《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批准生效合同未经审批的效力状态为未生效,而并非无效;又如《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租赁合同未依法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合同效力不受影响。司法解释则以兜底条款的形式,为后续司法实践的发展预留弹性空间。
案例解读
中南建设集团诉鑫源地产施工合同纠纷案[14]
(1)案情简介
北京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朱某主张,杜某与某公司之间达成的股权代持协议系为逃避债务而订立,且违反了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2款、1996年《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1994年《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等关于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审批及国有股持股单位不得委托自然人持股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3项、第5项应认定无效,遂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一审、二审均未支持其主张,北京某公司、朱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裁判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案涉股权代持协议虽订立于《合同法》施行期间,但纠纷发生于《民法典》颁布之后,依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第8条,协议效力应依《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款审查。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违反强制性规定,指的是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北京某公司、朱某据以主张无效的《公司法》及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旨在对市场主体进行规范管理、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予以处罚,属于对市场主体审批、登记、持股等事项的管理性规定,并未针对股权代持协议本身,不能作为判断协议效力的法律依据。虽然相关庭审笔录显示北京某公司的成立有为某公司逃避债务之意,但股权代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事实不影响代持协议效力。此外,朱某作为相关公司法定代表人,亲历股权变更过程,明知显名股东代隐名股东持股,诉讼前从未对代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另案生效判决亦已确认,其再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信原则。据此,驳回再审申请。
(3)简要评析
本案的裁判逻辑与《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十六条所确立的“规范目的决定合同效力”进路同构:涉案国有资产审批、登记、持股规范,目的在于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行政管理与秩序维护,其规范目的可通过行政处理、处罚等方式实现,并无必要以否定股权代持协议效力为手段;相关规定亦未直接规制代持协议本身。这与第16条第1款第(二)项、第(三)项所体现的“认定合同有效不影响规范目的实现”“规制一方内部管理、对方无审查能力或义务”的判断方法一致。同时,本案还提示,当事人在明知且长期未异议的情况下再主张合同无效,可能因违背诚信原则而不获支持,与第16条第1款第(四)项防止利用无效制度谋取不当利益的规范意旨相呼应。
二、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履行行为的强制性规范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2款,区分了合同效力和合同履行的问题。合同效力和合同履行分属于合同的不同阶段,合同履行违法原则上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因此,如果强制性规定针对的仅是合同的履行行为,而并非合同的内容,此时当事人即使违反该强制性规定,也不影响合同效力。
但是,即使该强制性规定本身针对的是合同的履行行为,若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合同的履行必然会违反强制性规定时,此时合同的订立与合同的履行的区分并无实益,应当直接认定合同无效。
三、违法行为未经处理时法院的职责
根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合同虽然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即当事人双方仍受民事合同约束,但当事人仍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法院即使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民事合同有效,也不能对当事人公法上的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第十六条第3款规定了法院在违法行为未经处理时的职责,体现出私法与公法的相互衔接与配合,共同实现对法律秩序的维护。
根据第十六条第3款规定,法院应向政府有关监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法院应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提起诉讼。以此得以实现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刑事机关的协同合作,有效提升违法案件的处理效率,达到公平结果。
实务建议
一、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注意审查合同的合法性
在拟定合同条款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审查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尤其关注涉及强制性规定事项的合同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典型的违反即否定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包括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宏观政策和公序良俗的、禁止交易标的的、有关特许经营规定的、交易方式、交易场所严重违法影响金融安全的强制性规定,此类强制性规定对公共秩序影响较大,一旦违反,合同会被认定为无效,当事人还需要承担公法上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遵循诚信原则订立合同,不得利用合同无效制度谋取不当利益
当事人应当秉持诚信订立合同,不得故意订立明知无效的合同并以此谋取利益,即便存在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法院也可能基于诚信原则认定合同有效。
同时需注意,基于尊重私人自治的立场,法官在否定合同效力的场合通常持谨慎态度,会综合考虑交易安全的维护、合同相对方合法利益的保护等因素综合认定合同效力。在责令一方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即能够达到强制性规范目的时,通常不会轻易判定民事合同无效。只有该强制性规定的补正、相关权益的保护仅能通过或者需要结合宣告合同无效的裁判才能进行时,才有必要宣告合同无效。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
30.【强制性规定的识别】合同法施行后,针对一些人民法院动辄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当扩大无效合同范围的情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指出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合同效力。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审判实践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的人民法院认为凡是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都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这种望文生义的认定方法,应予纠正。
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
第十二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 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等发生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
第十九条 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以下情形处理:
(一)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或者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
(二)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有过错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起诉担保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主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担保人在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使期间内请求撤销担保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主合同的债务人以欺诈手段使担保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
(二)主合同的债务人以胁迫手段使担保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
(三)债权人在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的;
(四)担保合同具有其他可撤销情形的。
因担保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担保人的职业身份、认知能力、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认定担保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并依法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对订立主合同及损失的发生有过错,担保人主张适当减轻其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1]参见石佳友:《民法典的立法技术:关于〈民法总则〉的批判性解读》,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8页。
[2]参见谢鸿飞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释义:社科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142页;曹守晔主编:《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适用指南》,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95页。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2023年12月5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研究室负责人就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4]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7条第2款曾经列举违反强制性规定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虽然正式颁行的司法解释没有保留这些规定,但其对于辨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仍有意义。主要包括:经营准入性限制、标的物被禁止转让、合同约定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交易方式违反公开竞价等强制性规定、交易场所违反集中交易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5]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7条第1款规定:“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认定无效。在判断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当事人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保护的范围、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一方当事人还是双方当事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因为没有形成足够的共识,该条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司法解释条文。但该条认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方法和思路,在实践中仍有相当价值。
[6]参考《九民纪要》第30条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该总结仍然具备较高的实践指导价值。
[7]参见王某、许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196号民事裁定书。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28号民事裁定书(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轻工业公司职员赵远征的合同诈骗行为,虽然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予以确认,但该个人的犯罪行为与本案《代理协议》的履行没有关联,也不能因此免除轻工业公司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原审驳回远大公司的起诉不当,应予纠正。”
[9]比例原则包含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适当性是指干预基本权利所采取的手段必须要适合于目的之达成;必要性是指在数个可供实现目的之手段的选择上,必须要采用对基本权利干预最轻的手段;均衡性是指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与其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必须要相称,二者在效果上不能不成比例。均衡性原则也被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
[10]参见刘合有、北京市农工商开发贸易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235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民终688号民事判决书。
[12]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01民终8145号民事判决书。
[13]参见华诚安居房地产开发公司相关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案例的分析,参见于飞:《诚信原则修正功能的个案运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华诚案”判决为分析对象》,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45-62页。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申1748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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