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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如何用好交易因果关系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抗辩中争取免责判决

2026-11-13


证券时报2026年8月13日报道, 2026年上半年,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受理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纠纷3723件,已超过2025年全年诉调对接案件总量。[1]2026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证券纠纷2.7万件,同比增长63.6%。[2]


随着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数量的增加,法院审理的精细化和颗粒度也愈发精细。法院不再仅依赖行政处罚结论进行形式化的损失推定,而是日益倾向于穿透交易表象,对“重大性”与“交易因果关系”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文将针对上市公司如何用好交易因果关系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抗辩中争取免责判决进行简要分析。


一、交易因果关系抗辩已经成为除“重大性”之外另一上市公司主要防线


交易因果关系的审查规则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第十二条:

“被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

(一)原告的交易行为发生在虚假陈述实施前,或者是在揭露或更正之后;

(二)原告在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或者虚假陈述已经被证券市场广泛知悉;

(三)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受到虚假陈述实施后发生的上市公司的收购、重大资产重组等其他重大事件的影响;

(四)原告的交易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

(五)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的其他情形。”


依据该司法解释,在推定信赖规则之下,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除了第(五)项兜底条款,司法解释划定了被告的举证路径,即聚焦于交易时间、投资者交易时的知情状态、介入性重大事件(如收购、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交易本身的违法性四个方向。交易因果关系抗辩,现已成为上市公司作为被告方最为核心的抗辩防线之一:

(1)上海金融法院在某涉及破产重整的证券虚假陈述中认为,投资者实际买入时,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阶段,法院认为投资者更可能是因破产重整预期而买入,而非受上市公司年报虚假陈述影响[3];

(2)在另一例涉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虚假陈述案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股票购买是履行员工持股计划和资管合同的既定安排,且员工持股计划中的组成人员均为高管或核心员工,对虚假陈述应当知情并信赖差额补足安排,因此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4];

(3)在某专业投资机构参与定增发行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法院认定原告某合伙企业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参与定增发行,其投资决策包含深度尽调、商务谈判与独立估值判断,而非依赖二级市场公开价格,当证据显示交易受特定投资策略、锁定期安排或特殊合同关系驱动时,虚假陈述与交易之间的“信赖链条”即被切断,原告的投资行为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

(4)在(2023)京74民初2216号[5]股权激励案中,北京金融法院通过实质分析规则,认定激励对象持有股票与虚假陈述无交易因果关系;

(5)在(2024)粤03民初6413号[6]等案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次性驳回20名投资者的索赔,理由是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


二、抗辩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的主要路径


在2022年《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基础上,目前司法实践中支持被告交易因果关系抗辩不成立的主要理由包括:


一、专业投资者与特殊交易不适用推定信赖:例如,成渝金融法院(2024)渝87民初46号(新三板定向增发投资者索赔典型案例)[7]中指出:专业私募参与新三板定向增发不适用因果关系推定,须自行证明信赖公开信息。法院进一步分析认为:“信赖推定原则源于欺诈市场理论,旨在保护公开市场不特定投资者。而本案交易与公开市场交易存在本质区别:其一,交易对象为专业投资机构,具备风险识别能力;其二,交易方式系“面对面”协商定价,非集中竞价成交;其三,交易信息获取渠道具有直接性,投资者可通过尽调获取信息。并且,投资方(专业私募)的关联方已深度介入目标公司经营,其应就交易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投资方未能证明投资决策系信赖公开信息作出,同时其签订的保底协议亦表明信赖基础在于内部约定而非公开信息,故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8]


二、交易方式不是市场公开竞价:定向发行、协议转让、员工持股计划[9]等交易,因并非市场公开竞价,原告难以主张其信赖的是“受误导的市场价格”,欺诈市场理论失去适用前提[10]。


三、通过交易时点与价格的异常性验证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负面信息已公开、评级下调、市场估值远低于成交价时,若投资者仍执意买入,可能会被认定投资者系出于“博取超额收益”的博弈心理,而非信赖虚假报告。


四、投资动机与虚假陈述之外的其他事实相关:交易系为争夺控制权、履行回购或对赌协议、套利、对冲等,决策与虚假陈述无关。例如,投资者认购上市公司定增并签订回购协议,公司未履约后起诉虚假陈述赔偿,若被法院认定交易核心目的为获取回购收益,损失源于回购违约而非虚假陈述,则因果关系不成立。


五、重大事件介入切断因果:常见的介入事件包括虚假陈述实施后发生的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控制权争夺、重大资产重组等。例如,在深圳中院审理的某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原告机构投资者为争夺控制权在虚假陈述事件影响区间内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法院认定控制权争夺系决定性介入因素,且对上市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足以切断交易因果关系。


六、投资人明知或应知虚假陈述仍交易:公司核心员工参与股权激励时已通过内部会议知晓财务数据瑕疵,仍认购限制性股票,可以推定原告应知虚假陈述,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


七、虚假陈述类型与交易方向相反:例如,上市公司虚增负债、隐瞒重大合同(诱空型虚假陈述),投资者在区间内买入后索赔。然而,诱空型虚假陈述本应抑制买入、诱导卖出,原告买入行为与诱空型虚假陈述产生的诱导效果矛盾,因果关系不成立。


结语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法院将越来越多地借助经济学工具与实质审查手段:价格冲击分析、信息总量抗辩(Truth-on-the-Market,即市场已通过其他渠道知晓真相)、以及穿透式审查投资者的投委会会议纪要或尽调底稿。这些都将成为判断投资者交易决策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具备真实的交易因果关系的可行路径。


对上市公司而言,通过系统梳理投资者交易时点、交易方式、交易价格与决策前的尽职调查、投决会内容,从交易因果关系层面进行无责抗辩,正在成为值得投入的抗辩方向。尤其对于原告是机构投资者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时建立交易因果关系抗辩思路,在诉讼中将更为主动。


参考文献:

[1]https://stcn.com/article/detail/4073271.html

[2]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89721.html

[3]https://www.csrc.gov.cn/shanghai/c103864/c5094180/content.shtml;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50322/herald/50d31536189488f80834250bcd67921f.html

[4]https://sdcourt.gov.cn/wfwcqfy/443527/443501/26128616/index.html

[5]该案聚焦股权激励持有股票的高管及核心员工行为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存在交易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以“实质分析”替代“形式推定”,确立股权激励对象基于特殊身份持有股权的投资行为与虚假陈述行为没有交易因果关系的规则,同时明确特殊主体的投资决策可能独立于信息披露,从而推动因果关系认定从形式推定转向实质分析(来源:https://bjfc.bjcourt.gov.cn/cac/1767780285399.html )。

[6]https://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5-02-27/1222649683.PDF

[7]http://cyjrfy.cqfygzfw.gov.cn/article/detail/2026/06/id/9364856.shtml

[8]同脚注2。

[9]例如,股权来自公司内部激励计划,行权条件、价格事先约定,高管可接触内部真实信息,不以公开市场披露作为决策依据,构成否定交易因果关系的理由。

[10]上海金融法院全国首例员工持股计划虚假陈述案认定,集合计划系为履行员工持股计划及资管合同安排而交易,且员工持股计划对虚假陈述应当知情,因果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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