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未经披露的董事会决议：上市公司担保无效后，能否“一退了之”？

2026-01-20

一、引言

在商业活动中，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常见现象，但担保程序的合法性直接关系到担保合同的效力及后续责任承担。《民法典》及配套司法解释较此前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对于上市公司担保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新旧法律交替时期的案件如何裁判，成为实务中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某信通公司与某资产管理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535号判决书）为例，聚焦一个核心争议：上市公司担保仅凭董事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且未公开披露时，担保合同无效后，上市公司是否完全免除赔偿责任？ 

该案清晰地表明：上市公司担保无效不等于责任全免。在《民法典》施行前，过错责任原则仍是划分责任的基石；施行后，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成为担保效力的前提。

二、裁判要旨

本案二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认定：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未依法公开披露决议信息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根据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担保法解释》），上市公司存在过错的，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旧法（《担保法解释》第七条），按过错比例划分责任；债权人与上市公司均有过错时，上市公司对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这一裁判体现了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平衡，强调了上市公司合规披露义务的重要性。

三、基本事实

（一）当事人与背景

债权人（被上诉人）：某资产管理公司，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担保人（上诉人）：某信通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债务人：某商贸公司，通过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发行应收账款收益权产品。

原审被告：邓某，为同一债务提供个人连带保证。

（二）担保事实概要

2017年3月2日，某资产管理公司与某商贸公司签订《产品认购协议书》，认购规模6169万余元的收益权产品。同日：

某信通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为某商贸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邓某出具个人《担保函》；

某信通公司提供了一份《董事会决议》，但未召开股东大会决议，也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担保事项。

（三）争议起因

产品到期后，某商贸公司仅部分还款，某资产管理公司诉请某信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担保有效，但二审中某信通公司抗辩称：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且未披露，应属无效，且上市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争议焦点

上市公司担保仅有董事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且未公开披露时，担保无效的后果是否完全免除上市公司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双方争议集中于：

（1）担保合同效力认定：未披露决议的担保是否有效？

（2）法律适用冲突：应适用《担保法解释》（旧法）还是《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新法）？

（3）责任承担基础：无效后是否按过错赔偿？过错比例如何划分？

五、法院裁判

二审法院判决如下：

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某信通公司承担50%赔偿责任：就其担保的债务（本金6169万元及收益、违约金），扣除债务人已付款及某集团公司破产重整清偿部分后，对某商贸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这一裁判否定了担保效力，但未完全免除上市公司的经济责任。

六、裁判理由

法院从三个层次论证了赔偿责任成立的合理性：

（一）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定原因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需依章程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某信通公司章程明确，为资产负债率超70%的对象（某商贸公司负债率90.96%）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决议，但本案仅凭董事会决议，程序违法。

信息披露义务缺失：上市公司担保事项必须公开披露（《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某信通公司未披露决议，债权人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核实，担保缺乏公示效力。

表见代理不成立：债权人未审查披露信息，非善意相对人，不适用表见代理规则。

法院指出：“境内上市公司属于公众公司，涉及众多投资者利益……担保事项是必须披露的内容。”

（二）法律适用：旧法优先于新法

行为发生时法：担保行为发生于2017年，《民法典》尚未施行，故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

新旧法对比：

旧法（《担保法解释》第七条）：担保无效时，按过错分担责任；

新法（《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未依披露信息订立的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且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不溯及既往：为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法院坚持适用旧法，认定新法不溯及既往。

判决书强调：“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古老的法治原则……本案应适用《民法典》之前的规定。”

（三）过错责任划分

上市公司过错：某信通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明知需股东大会决议却仅出具董事会决议，并加盖公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和内部程序，存在主要过错。

债权人过错：某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专业机构，未查询公开披露信息，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存在次要过错。

责任比例：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双方均有过错时，担保人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法院酌情定为50%。

法院分析：“某信通公司在《担保函》上加盖公章，对担保事宜未进行信息披露，对担保无效存在过错；而某资产管理公司未审查公开披露信息，也存在过错。”

七、经验教训

本案为上市公司、债权人及监管机构提供了重要警示：

（一）对上市公司的启示

严格履行披露义务：担保决议必须及时、准确公开披露，否则不仅担保无效，还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完善内部治理：公司章程应明确担保审批权限（如资产负债率门槛），避免程序瑕疵。

风险隔离：在新旧法过渡期，需审慎评估历史担保的潜在赔偿责任。

（二）对债权人的建议

审查公开信息为必要步骤：与上市公司交易时，必须查询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决议信息，否则可能被认定为非善意。

专业机构责任加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等专业主体被要求更高注意义务，形式审查不足以免责。

多重担保安排：可要求债务人提供物保或第三方保证，分散风险。

（三）对法律实践的思考

新旧法衔接需明确：法院通过“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平衡了法律稳定性与公平性，但市场主体需警惕时间节点风险。上述案件中2017年行为适用旧法，过错责任优先；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新法严格限制上市公司责任，债权人必须审查公开信息。

过错认定趋于精细化：本案将上市公司未披露与债权人未审查并列过错，体现了裁判的精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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