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某信通公司与某资产管理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535号判决书）为例，聚焦一个核心争议：上市公司担保仅凭董事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且未公开披露时，担保合同无效后，上市公司是否完全免除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23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体现了“回归民法体系”的核心思路，拟对该制度进行系统性重构。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对实际施工人制度的存废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证。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了系统性完善。新增的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此规定开创性地引入了“适当联系”作为管辖依据，赋予了人民法院在认定涉外管辖权时具有一定的司法裁量权。本文将结合修法背景、比较法视角以及司法实践，进一步研究分析该原则的适用与完善。

笔者基于对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罪争议问题的调研，并结合最高院刑二庭发布的“法律适用”，就相关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和分析，供大家讨论参考。限于篇幅问题，本文将分为上下两篇文章。前者讨论串通投标罪与非罪的问题；后者讨论将讨论串通投标的主体、情节严重以及罪数等问题。

本文结合《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办法》，就慈善信托实务操作面临的五个合规新挑战进行归纳、提示。

按照《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内部决议，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可以无须担保的内部决议流程。但如果该公司是上市公司或者其他公众公司如新三板挂牌公司，是否也可以无须针对担保的内部决议？关于上市公司的担保或者重大资产交易，公司法设置了严格的担保决议和信息披露要求，这就造成规则的冲突，应该如何适用？本文以山东高院二审改判一审判决为例，揭示法律适用中的关键分歧及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