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扫黑除恶专项运动和涉众型经济犯罪、金融犯罪的激增，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新形势下的“会见难”，让律师和当事人深感困惑和焦虑，有的还苦不堪言。近日，第四届“刑辩十人”论坛聚焦“会见难”的司法现状和律师权益保障研讨会在东卫所举行，会后整理自己发言，形成本篇。

（1）会见室少。甚至故意少建会见室，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有些地方居然没有不隔开，同一会见室同时安排多个不同当事人会见或提审。互相受干扰，没有私密空间，警察全程在场。

（2）会见预约难，长时间排队、等待，出现凌晨排队等现象。甚至有号贩子，形成会见产业链。

（3）会见时间不够。周末不能会见、中午不能连续会见，下午有时间要求，很多地方4点就结束会见，3点半以后不安排会见。同案犯不能同时提出，导致共犯较多的涉众型犯罪，会见当事人十分困难。

（4）会见安排不合理，分拨分批会见。有的律师会见需要用的时间长；有的会见时间短，还要等着一拨一起出去。省会城市及北京看守所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往往出现在涉黑案件中，当事人因涉黑涉恶犯罪比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普通罪名被拘留，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被告知监察委也在介入进行询问、调查，因此无法安排会见，但监察委调查的事项是否立案不得而知。公安机关也不告知或者直接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监察委并未对当事人采取留置措施。当事人是否涉嫌监察委有权调查的罪名，涉嫌什么罪名，完全不得而知。监察委何时结束调查不得而知，公安机关从未主动告知，后来阅卷时发现，监察委已经调查终结的案件，公安机关仍不安排律师会见，而是等到移送审查起诉才让会见。

主要是看守所硬件、软件设施落后，以及工作安排不合理造成，可以通过增加安排会见时间、增加警力保障、全面实行网上预约、增加会见室、快速会见通道、推行视频会见等完善硬件、软件设施以及将会见纳入看守所考评等工作机制逐步解决。

主要涉及到监察法和刑诉法的衔接，以及监察委调查案件与侦查机关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工作衔接问题。监察委对当事人立案调查期间，以及采取留置措施期间，律师无法介入会见，这是监察法出台以来的官方解读，我们可以理解。但最近出现的一种越来越多的倾向是，有些地方不直接说涉黑案件不让会见，但以监察委也在调查为由，阻止律师会见。公安机关并未给律师出示监察委立案调查或对当事人采取留置措施的函件，仅仅公安机关让看守所口头告知，不出具任何书面通知书，不告知或者直接称不知道监察委调查的案由和罪名，是否变相剥夺了律师对于当事人涉嫌普通罪名的正常会见的权利和知情权？

如果监察委并未对当事人立案调查，只是向当事人了解他人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况，当事人以证人身份接受监察委问询但同时其涉嫌的普通刑事案件也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当事人是否有会见律师的权利？还是只要监察委介入，不管立案与否，一律不让会见？

如果监察委已经问询或调查结束了，是否应当恢复律师会见权？但是问题在于，监察委何时问询或调查结束，谁来告知律师？公安机关吗？恐怕没有这个动力，这就很有可能演变为在整个侦查阶段都不允许律师会见。

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对于监察委中途介入导致律师会见中断，律师对于监察委是否立案调查及是否采取留置措施，涉嫌罪名等是否享有知情权？

如果这种情况不进行有效规制，在实践中可能演变为公安机关动辄拿监察委当挡箭牌限制律师会见，监察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于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制约，如果用不好，则可能异化为有些侦查机关无限期剥夺律师会见权利的利器。这些都是已经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监察委在公安机关侦办案件和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介入调查，通过看守所、办案机关告知不能会见的，监察委应该向办案机关或看守所出具正式立案调查的决定，写明立案时间、案由和是否采取调查强制措施。公安侦查机关应当出具书面告知书，明确告知当事人正在接受监察委调查的情况，在调查结束后通知律师会见。

对于后两种情形的“会见难”问题，实际就是办案部门或看守所违法，并非是立法和制度障碍，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2015年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五部委联合发文《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一共49条，要求公、检、法、司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通信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明确规定了救济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之后最高检出台相应细化规定，去年全国律协修订的《律师办理刑事业务规范》中再次细化。 关于会见权，五部委《规定》明确了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看守所为律师会见提供便利等方面要求；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等等。

但实践中，这些规定被束之高阁，办案部门任意扩大解释，尤其对于涉黑涉恶案件，明知不然会见违法，仍理直气壮限制会见，明确表示，不管法律规定，执行的是办案机关或当地有关规定的要求，让律师去跟办案部门交涉。

很多涉黑案件本来就是当地政法委或检法司出台土办法限制律师会见，因此，当律师会见权被剥夺时，律师已经有心理准备，既然不让会见，那就认为交涉、投诉也无用，或者干脆不敢投诉、申诉控告，当地律师更是怕得罪当地司法机关影响自身执业，从而选择妥协，听之任之。

《规定》还明确三种救济机制，一是向办案机关及其上一级机关投诉，二是向同级检察机关或上级检察机关申诉控告；三是向执业地和事发地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同时要求办案机关应当畅通律师反映问题和投诉的渠道，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处理律师投诉，并公开联系方式。还规定，办案机关应当对律师的投诉及时调查，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情况的，应当当面听取律师的意见。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应当依法立即纠正，及时答复律师，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并将处理情况通报其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虽然作出这样的规定，但本来就是办案机关，乃至上级机关通知看守所不让会见，向检察机关申诉无果，律协维权走过场，有时律师向有关部门和律协启动维权，结果无法得到积极及时的响应，一拖再拖，等给答复时，案件都已经开完庭了。

在责任追究机制方面，《规定》明确了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投诉、申诉、控告，经调查核实后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拒不纠正或者累纠累犯的，应当由相关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

然而，实践中，我极少听说过有因为律师反映不让会见而对办案人员或看守所进行责任追究的。可以说，办案机关及看守所违法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违法零成本，不必担心会被追责，导致违法限制会见等情形越演愈烈。

违法限制律师会见期间的获取的口供仍然作为定案的依据，导致办案机关想方设法获取有罪供述，不攻下口供，就不允许律师会见，甚至已经攻下口供，但为保持口供稳定性，在相当长时间仍然继续限制律师会见。

建议违法限制律师会见期间的口供应作为瑕疵证据，且办案机关应当保留讯问录音录像， 律师有权查阅、复制，对于违法限制律师会见期间的口供，如果嫌疑人提出刑讯逼供，这时候举证责任应该在办案机关，办案人员应拿出讯问录音录像自证清白以及做出合理解释，否则，口供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林林总总的“会见难”，说到底，还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理念的冲突与选择的问题。当前，有些办案部门以扫黑、反腐及有效打击犯罪为名，理直气壮的违法，将人权保障抛之脑后，从根本上都是与中央及习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方针背道而驰，必须予以重视和纠正。提出如下几点综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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